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今天表示，推进改革要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要把改革的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
蔡昉是在北京举办的“201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作题为“新型中国城镇化”的主题演讲时做如上表述的。
“判断经济发展的阶段不仅要看人均GDP水平，还要看人口结构——看人口结构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蔡昉表示，我国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过去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未来如果继续保持，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蔡昉在演讲中提到，人口结构有利于资本积累，如果人口抚养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众”，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同时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资本回报率也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趋势下的新移民，其年龄构成上更具生产力人口性质，有了他们，城市整体的年龄构成会更合理一些，因此变得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回报率提升。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19%的务农人口，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这部分人正常的年份在二产、三产中，如果在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又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这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他们已经稳定从事非农就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 蔡昉解释道。
每年新增的农民工被称为农业转移人口，这部分16～19岁的农村人口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没有务过农。蔡昉在演讲中提供的图表显示，2014年中国这部分人口数量已经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出现负增长，城镇化有减速的趋势。蔡昉由此得出结论:“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这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要推进改革，蔡昉认为应该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涨，有此无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二是对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必须作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每个人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能推进改革。
最后，要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着眼于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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