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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观点

中国经济从规模供给转向“需求—价值创造”
——《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指出
来源: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  作者:李闯   发布时间:2014-11-18

  2014年11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编写,主创人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这也是该所编写的首部“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的研究机构,是面向市场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致力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理论研究与发展预测。中心通过对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价值评估,对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减速换挡”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放缓、各类矛盾凸显,经济增长方式迫切需要从追求数量粗放扩张转变为追求质量提高效率。而经济转型是否成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是否有明显的提高。作为资源配置最重要的场所,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无疑成为人们当下关注的焦点。《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呈现的资料和数据,对于研究经济转型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状况和投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编写组总结2013年一系列经验化事实,表明了中国传统的依靠规模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2014年经济增长进入增速换挡期。宏观经济的基本情势的另一面是微观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强弱的集中体现,纵向比较过去十多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横向比较中美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偿债能力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企业传统负债扩张规模模式的终结及中美资产收益率差异可能导致中国跨期错配风险下隐性担保的信贷扩张提前结束,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潜在的风险。幸运的是,通过分析创值漂亮100和沪深股市变化趋势差异,说明了中国企业的创值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未来提升创值的空间依然很大。因此,未来中国企业创值能力的提升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为使资本市场发展与企业创值能力更好地衔接,这就需要加强资本市场顶层制度设计,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的创值能力,推动中国经济从规模供给转向“需求—价值创值”。

  《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认为,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支持的企业资产扩张不仅没有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而且还加剧了跨期错配风险。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也不足以改变这一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随着美国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逐步恢复常态及其企业资产回报率的提高,在人民币升值趋势逆转和资金向美国回流的压力下,连这样的企业资产扩张方式也将变得难以为继。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现行的政府动员性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无法再与正在变化的市场需求相互匹配。在原有的集中化需求条件下,业已存在的市场更多地具有从小到大的性质,企业只要能够成功实现规模扩张,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就足以同时开拓市场。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三大机制,即增值税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以及企业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也由此收到支持企业资产扩张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奇效。

  与此相反,在新的多样化需求条件下,由于提供的是从无到有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企业只有首先开拓具有足够规模的竞争性市场,成功消化高昂的创新成本,并分散创新风险,才能有效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创值能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动员性市场经济体制根本适应不了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以形成能够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竞争性市场这一时代要求。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与管理资本主义有相似的地方,即由发展型政府支持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对流水线进行精细化管理。在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下,只适合采用技术创新的线性模式,不仅要求由大型企业包办商业化研发(往往长达10~15年)、技术工程化、生产和销售等所有不同阶段的创新活动,而且要求由控制中心通过层级制对技术创新进行统一协调和指挥。这就造成创新活动间信息传递距离过长,特别是横向信息流动困难,阻碍必要的技术创新分工合作,以致难以消化创新成本,并分散风险。再加上政府选择赢家,这就会进一步扭曲创新市场。很显然,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同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形成能够满足多样化化需求的竞争性市场存在直接冲突。因此,仅仅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进行经济和投资收缩调整是不够的,中国还必须全面解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三大机制,即增值税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以及企业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建设和发展竞争性市场新体制。

  第一,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需放弃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并购交易,促进创新专业化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交易中介或网络平台(实质为竞争性市场机制)来组织不同创新活动的合作,以获得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努力实现资产回报率的回升。

  第二,围绕增值税制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消除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预,促进竞争性市场形成,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在集中化需求市场中,由于存在对上市公司发展全产业链的导向作用,增值税制与上市公司发展全产业链之间存在双赢关系。然而,随着集中化需求市场日趋饱和,特别是多样化需求市场的出现,增值税制却也由此成为企业参与创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的严重体制障碍。为此,政府需适时放弃增值税制以及其他选择创新赢家的做法,消除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预,转而促进竞争性市场形成,确保企业家获得创新报酬。

  第三,促进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性监管和金融市场稳定性监管的有效配合,继续积极推进银行存、贷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激励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地运用竞争性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资源。银行存、贷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将促进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的瓦解,消除相应的跨期错配风险。运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改造金融业,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则有助于改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只有实行上述有关企业商业发展模式、政府经济管理和金融体制的系统改革,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形成激励创新的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上市公司才有望摆脱自2010年以来就已陷入的发展困境,既促进资产回报率回升,又减轻跨期错配风险。中国也由此最终实现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参见《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2014)》pp.001-0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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