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医改蓝皮书：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新医改政策已经实施五年，参与改革的利益相关方都深知改革的艰难，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体制上的束缚目前已经成为下一步医改的最大障碍，可以说，新医改正困在体制的“十字架”上苦苦挣扎：“横架”上，与医疗卫生体制相关的十余部委权力分散，改革自己难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想改别人却又没相应的能力；“竖架”上，中央政府层面制定政策时虽然苦心孤诣，可是在下到省市区各级时，层层打折扣，从财政拨款到简政放权，落实无期，前景堪忧。

　　发钱和放权，无论古今中外，对政府来说都是最艰难的事情，搁在谁身上都会产生本能的抵抗。我国政府现行的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体制顽症，目前已经超越医药卫生系统本身，成为下一步医改扩大战果的最大障碍，已不能再拖延或回避了。

　　药政改革一直是医改的重头戏。药品从药厂到患者手中，整条产业链上，足足有多达十余个部委分掌部分权力。相关部委都抱怨自己“权小，管不了事儿”，而其他部门和企业却都抱怨它们“权太大”。

　　首先，这些权力不可谓不大。因为每一个部门手中的权力都牢牢掐着产业链条中的一环，新医改以来的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各部委强大执行力的表现。但同时，每一个部委的意见都是“中央大法”，缺了任何一家的配合都足以让一条新改革政策胎死腹中，也足以让相关产业链瘫痪。

　　同时，这些权力又不可谓不小。因为没有一个部委能够真正有能力协调其他部门，除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权力落实任何综合性改革措施。沸沸扬扬的“三保合一”之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样的局限性，要“成事”怕也的确艰难。

　　最关键的权利体制改革，既需要集权又需要放权！思路应是将现在的从上到下各部各局各守一摊，改为“监管权集中，经营权放开”。

　　集权，是要在中央和各省市层面，将医改的政策制定权和监督执行权集中到一个机构手中。比如说，在中央层面，应在可能的国情和条件下，尽力保证医改执行机构的权威和力度，甚至可考虑将国务院医改办的工作纳入深孚众望的“中央深改小组”的直接管辖之下，大大强化其执行力！如果仍然需要将国务院医改办设立在国家卫计委或其他部委之内，也希望能有稳定而强力的专项制度和资源来保障医改部门的工作职能，毕竟，医改部门是一个超越单个部委的特殊职能机构。

　　放权，是要在医药全产业的各板块中，将医院和保险等的举办权和经营权交还给经营主体。不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不论是国家社保还是私营商保，它们的经营主体单位应该是责任的主体。而无论在怎样的行业和体制，权责都必须统一，责任主体当然也必须是权利主体。一个只有责任却没有相应权利的产业是绝难健康发展的，最直接的结局就是管理者无法真正用心管理，而被迫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免责游戏”，而这不幸正是我国公立医院的现状。希望监管机构（如各地方卫生局等）能够建立健全机制，将监管与经营既衔接又分离，比如，探讨设立公立医院董事会等制度，由各市政府聘请市里的各界精英组成公立医院董事会，就像成立一个个小的“行业人大”一样，将经营权放开给这个董事会，并由卫生局监管各医院董事会，完全可以做到政府与市场的双赢、公平与效率的双赢。

　　（参见《医改蓝皮书：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p36-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