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与撰稿者，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周瑞金3月14日再谈改革，称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是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他还说，“历史走了这样一个巡回，路径选择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终于来到了广东。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从中国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

    《南方日报》报道，皇甫平称，改革开放推进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连续三年改革大争论甚嚣尘上，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对不对的话题，十七大召开前夕两封万人书上书中央，影响巨大。万人书里大批特批搞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直接矛头指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要讲那么一大段解放思想，具体就是针对这个背景，作出的直接回应。报告在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问题：

　　第一，三大差别的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显着拉大。第二，社会管理严重滞后，社会问题严重成堆，包括社会治安，包括整个教育、医疗卫生，特别是2003年非典后看到社会管理的严重滞后。全国在县一级医院只有一台呼吸机，根本救不了人。在这个情况下，2003年总结了非典以后才提出科学发展观，才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相协调。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问题都非常突出，第四个是粗放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带来高污染，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一直没有转变。第五个问题是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环境受破坏、生态受污染。第六是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梳理这六大问题，可以意识到这时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时需要新思想的解放。这个解放突破的是什么一种旧思想呢？皇甫平认为这种突破就像第一次是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姓资姓社，驱除姓资姓社的干扰一样，这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那么，现在要树立什么衡量是非标准的权威呢？皇甫平认为，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权威。回顾历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现在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这关乎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前两次解放思想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相比较走得非常缓慢，两者不相适应。上面提到的六个问题，最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职能，政府不是服务主体，根本没有想到连年增长的GDP、增加的财政收入是用来干什么的？专门拿去盖高楼大厦，把政府的机关造得很漂亮，民众住房却很困难，这是服务型政府吗？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