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7年《法治蓝皮书》，并发布了《中国司法透明指数报告》，对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及较大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公开状况进行了评估。

　　《法治蓝皮书》指出，信息化在司法公开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及其应用已成为司法透明的主要推动力量，全面塑造了司法公开，扩展了司法公开的深度与广度。“透明便民”是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的重要特征之一，阳光法院与网络法院、智能法院一起构成智慧法院的三个维度。在构建法院信息化3.0的时代背景下，公开的集约化趋势初露端倪、裁判文书全民共享、法院庭审贴近民众、司法改革透明度有所提升、司法数据公开受到重视等。

　　《法治蓝皮书》指出，集约化是司法公开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迈向法院信息化3.0时代，中国的司法公开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进行整合，集约化初见端倪。2016年评估调研发现，不少法院开始整合网站平台的政务、公开、服务功能，并在政务网站上建立与全国统一专项平台的链接；为方便公众查阅目标信息，一些法院开始尝试对网站的首页进行优化，改变传统的首页凸显新闻图片的做法，将首页整合显示为几个分类栏目；为了便于公众知晓信息的全貌和脉络，有的法院对相关信息进行组合公开，如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置涉诉访案件公开平台，不仅公开了信访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公开了本院关于信访案件的复查情况。

　　《法治蓝皮书》指出，裁判文书成为全民共享的司法盛宴。裁判文书作为重要的有价值的司法“产品”，记载了当事人信息、案件事实和理由、审判人员意见等案件审理的全部要素,其公开不仅可以成为真实鲜活的普法素材，还是法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2016年裁判文书上网成为司法公开的典范，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进一步增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功能，并借助移动互联技术成为公民的掌上资源。

　　《法治蓝皮书》指出，庭审公开让更多人见证司法正义。旁听庭审对于公民是非常深刻的法治教育和宣传，在七五普法阶段，旁听庭审有望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2016年评估发现，法院愈发重视保障公民的旁听权，实现“现场正义”。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公民到法院旁听庭审还是存在诸多不便，而借助互联网进行庭审视频的直播和录播则进一步拉近了公民与法院的距离。自2016年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公开开庭的案件全部实行网上直播，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庭审直播的常态化。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商业视频网站合作推出“中国庭审公开网”，借助商业网站的技术与经验，提升庭审公开的效果，实现“可视正义”。

　　《法治蓝皮书》指出，法院在“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导向下推动阳光执行。2016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两会上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作为四大平台之一，除了继续肩负阳光执行的使命之外，还承载了破解执行难的重任。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网拍进行顶层设计，明确了司法拍卖以网拍为原则。为了规范终本案件的管理，防止滥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严格规定了终本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并要求对终本案件定期筛查，畅通恢复执行渠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公开了终本案件的数量以及每个终本案件的案号、被执行人、立案日期、结案日期、终本裁定书以及举报线索，方便公众监督，倒逼法院严格遵守关于终本的规定。

　　《法治蓝皮书》指出，大数据战略布局下司法数据公开有所加强。评估结果显示，2016年专题报告或白皮书的公开率提升明显，从2015年的22家法院增加到38家，公开率由2015年的27.16%上升至46.91%。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公开了2016年司法建议发出及反馈情况统计表。另外，2016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数字图书馆上线，是法院系统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显示人民法院在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背景下主动向社会共享数据资源的决心和情怀。

　　《法治蓝皮书》还进一步指出，未来，为适应智慧法院建设的要求，阳光法院建设还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强化信息化与司法公开的黏合度，落实裁判文书的反向公开，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强化数据对接、共建社会诚信体系。

　　《法治蓝皮书》指出信息化为司法公开提供了平台，但是信息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会制约司法公开的纵深发展。受制于“案多人少”的客观现实，有些地方的法官在办理案件时无法进行精细化操作，法官未能将案件信息全面及时录入系统，有些案件还停留在线下办理的状态。另外，多系统办案造成数据割据，为后续的司法公开设置了困境。

　　《法治蓝皮书》指出执行公开应重点公开“重点人员失信”。长期以来，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重点人群不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支付、赔偿等义务责任，是各地法院执行工作的难点。为了强化对公职人员和公权力的监督，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应对失信被执行人作进一步分类，将公职人员和党政机关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单列。

　　《法治蓝皮书》指出，强化数据对接，共建社会诚信体系。破解执行难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而执行信息本身又是社会征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存在征信平台多元、执行信息与征信数据对接不佳等问题。目前，在全国层面涉及信用信息查询的平台有“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职业信用管理平台”等。另外，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法院的执行数据共享存在困难；以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惩戒为主要内容的执行联动机制存在法院系统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信息没有完全对接；社会信用信息与被执行人名单信息之间未能做到无缝对接。数据不对接现象的背后存在多种原因：有些是客观原因，有的部门的数据的确较为敏感，在保密技术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共享、开放；有些是主观原因，在部门主政者传统保守意识观念的主导下不愿意向其他部门共享数据。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技术层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有的是因为部门的信息本身的数字化程度不高，未跟得上大数据时代的步伐，如房产信息本身在其系统内还未实现全国联网；还有些是因为系统未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导致系统无法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