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2》。

　　绿皮书指出，我国的城镇化历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基本协同并适度领先。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翼，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工业化从生产、消费需求和经济结构转变等方面对城镇化产生带动作用。工业化并不是仅仅意味着工业或者第二产业产出比重的提高，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工业化是产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相继占主导地位的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关系表现也可能不同：工业化初期，工业集聚直接拉动城镇化水平提高，工业化中后期，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由集聚效应转变为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体现为服务业对城镇化率带动效应提高。尽管不同阶段影响途径和具体表现可能不同，但工业化是城镇化变动的先导力量和基础原因这一点得到普遍认同。工业化发挥先导作用，一方面使城镇创造的就业供给与城镇人口增长产生的就业需求基本匹配，避免产生大规模城镇失业问题；另一方面使新增财富更多流向生产领域，促进城镇劳动生产率增长，促进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反过来为城镇化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就业与城镇化的关系看，除1957~1960年外，非农就业占比与城镇化率之比的变化基本稳定，该指标值大于1意味着城镇就业相对规模高于人口的规模，该指标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左右，提高到1979~1995年的1.5左右，此后逐步下降到1.2的水平（见图20），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就业分布与人口分布越来越一致。

　　一些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出现农村人地关系紧张、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等问题。然而，如果以就业结构来衡量工业化，我国城镇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偏低主要是因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这是工业化自身内部结构性偏差造成的,而不是城镇化滞后的问题。诚然，过去中国城镇化水平很长时期里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的确偏低，但这一方面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有些国家城镇化率被高估了，另一方面是特定历史环境和国情下的必然选择。就后一种解释来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可以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长期被西方国家孤立，无法融入世界市场，工业化所需资本只能依靠自身积累，为加快工业化进程、尽快实现经济赶超，不得已走了一条抑制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偏向重工业的发展路子。尽管这种发展道路无法大量带动人口进城，但其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我国当前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就是在当时奠定的。从其影响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迅速走向均衡，城镇化高速推进，目前已经与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匹配；而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工业化率先发展的路径，不仅城镇化甚至经济增长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障碍。

　　（参见《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22》p38-3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