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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届香山论坛: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来源:皮书数据库 作者:王希明 发布时间:2016-10-12

第7届香山论坛

  

  导语:“香山论坛”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于2006年发起,为加强中外军事学术交流,推动地区和平安全创办的高层论坛。此前,该论坛已成功举办6届,多个国家防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学术交流。2016年10月10日至12日,第7届香山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

  第7届香山论坛与会代表围绕“加强安全对话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及“合作应对亚太安全新挑战”、“军队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海上安全合作”、“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及应对”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交流,取得了积极成果,形成5大共识:维护亚太和平稳定是大家的共同责任;维护海上安全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时代的要求;共同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皮书数据库以“亚太安全局势”、“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安全”、“应对恐怖主义”、“海上安全合作”4个主题对本届论坛进行梳理,全面解读当前国际安全态势,分析全球战略格局,把握国际安全走势。

 

 

主题一:亚太安全局势

 

  刘强:风云诡谲 国际军事安全形势的危与机
  亚太地区军事安全形势将变得尖锐化 极易导致擦枪走火尽管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部署遭遇俄罗斯的强力抵抗而形成战略对峙,但其主要战略重心仍将牢牢锁定亚太。亚太地区军事安全形势极有可能变得尖锐化,尤其是由于有效危机管控机制的缺失或不健全,极易导致擦枪走火事件发生。美必将进一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打造牢固的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的地区话语权,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将在加强对相关国家支持的同时,频频主动出击,彰显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鼓励相关国家在南海实施常态化巡航,并在南海地区举行相关项目的联合军演,以此威慑中国,甚至做出某些危险举动,诱导中国误判。当然,美深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代价难以接受,中国也大致基于同样考虑,因此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极低。但是,其他相关国家在美国的支持甚至纵容下,是否会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某些行动采取过激行为则难以预料。而由于当下亚太地区有效危机管控机制的缺失或不健全,因误判而擦枪走火并非没有可能,一旦发生类似事件而控制不当,冲突必将升级,因此,亚太地区军事安全未来极有可能处于一种高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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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帆: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
  尽管以往历史上共同体的构建多是强调排他性的,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出发,亚洲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倡导新型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新型合作之路。“亚洲的复兴不应局限于一两个国家,也不就只是体现在局部地区,而应是亚洲整体的发展、亚洲意识的形成以及亚洲与其他大洲建立更为互利共赢的关系。最能反映这一理念的,应是亚洲区域合作。”
  目前能够实施的是为促进新型合作完成基础性的工作,且关键在于使基础工作与未来的安全合作保持一致的方向。当前的任务还是推动联系与合作的发展,阻止破坏现有秩序的爆炸性因素的出现,维持稳定的现状——破坏现状会丧失新的合作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探索新途径。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之路将有三大特征:第一,渐进。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安全共同体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所形成的制约,因此,分阶段论是必然的。
  第二,曲折反复。历史表明,传统安全手段往往在关键时刻颠覆共同安全的安排,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复归主导地位。
  第三,具有广阔前景。因为它代表东亚国家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东亚安全的正确发展方向,随着充分尊重差异和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及发展多样性的亚洲价值观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未来的东亚地区安全模式肯定会形成有别于欧洲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体系,为人类安全探索出更具有协调、适用、现实、可持续特点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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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方银:东亚二元格局与地区秩序的未来
  在美国“重返亚太”,在军事安全领域优势颇为稳固的情况下,美进一步强化其对本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和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为此,美努力发挥同盟关系的经济功能,积极推动TPP的建设,力图谋取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左右本地区区域合作发展的方向、路径与进程,并在这一地区塑造对其有利的经济贸易规则。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本身是美在军事安全领域所具有的力量优势的结果。同时,广泛的盟国和安全伙伴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美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对美军事力量形成一定的“放大效应”。在盟国具有稳定的“美国处于有利战略态势”认知的情况下,其政策选择更可能是在军事安全领域支持美国。这样一种政策循环增大了美军事安全优势的稳固性。在地区安全秩序中,有一个美国主导的未来会继续长期存在的体系。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对地区安全秩序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体系外国家在地区安全中处于显著的不利状态,增大了其不安全感。它使美在地区安全秩序中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能够较为容易和低成本地对游离在其体系外的国家形成巨大的安全压力。其结果,地区安全秩序虽然总体上是稳定的,却有着明显的结构性上的不平衡性,以及组成上的不包容性。此外,美国作为东亚安全秩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却位于东亚地区外部,这是地区内部重要行为体之间未能实现深度战略和解,以及本地区国家之间安全合作显著不足的后果,显示地区安全秩序虽然稳定,但在解决本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上,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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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兼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校军衔,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和外交问题。
王帆: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理事、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裁军协会理事。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周方银: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主题二: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安全

 

  颜琳:国际网络空间治理
  在全球层次上,现有的网络安全合作的制度框架仅仅表明了合作的意向,然而各国在网络安全方面关注的焦点不同、对于网络犯罪的定义不同,仍然没有确定面临具体威胁的行动方案并决定如何协作有效应对网络安全。要卓有成效地实现网络安全的治理,必须实现跨国和跨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在2008年向总统提交的网络安全的报告中,建议美国采取一种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对手)在网络安全领域接触的战略,认为这样的国际努力应该使用美国力量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在网络安全领域,单纯依靠各国自身的力量,无法确保自身信息系统的安全,然而要实现全球性的合作,需要突破在安全观念、战略利益等方面的诸多瓶颈,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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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平:网络安全与治理:新事件与新挑战
  当互联网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时,互联网就已经超越了经济和技术层面而跃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网络安全与互联网治理是两个分属不同层面但实质上相互关联的一枚硬币的两面。网络安全问题事关国家经济与军事安全,黑客攻击不仅关系到商业技术机密的保护和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威胁到一国的信息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而网络空间的攻击和防御能力建设就成为维护一国网络安全的重要手段。
  互联网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全球重要网络资源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它需要包括技术专家、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等多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尽管表面上它归属于技术层面,但由于技术的基础性地位,互联网治理的结构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网络空间就毫无疑问地成为国家间较量的新“战场”,对中美两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中美之间固然在网络安全和互联网治理问题上有相当大的分歧,但是更应该看到,两国在维护本国网络安全和确保国际互联网健康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相信随着习近平主席9月的美国之行,中美两国能够妥善处理双方的利益关切,以合作推动彼此之间利益的双赢和国际社会利益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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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琳: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空间安全与治理等。

 

 

 

主题三:应对恐怖主义

 

  邵峰:全球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
  展望2016年,在全球反恐问题上有四个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重点关注。其一,依靠恐怖暴行和极端教义实行统治的“伊斯兰国”命运如何?俄罗斯帮助阿萨德政府军事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能走多远?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政治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如何博弈?其二,奥马尔已死,“伊斯兰国”势力介入,美国被迫推迟撤军,阿富汗的局势如何发展?其三,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延伸到海外,中国政府对新疆的“东突”问题能否拿出实质性的、有效的解决思路?其四,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与相关国家的利益重合度提高,未来如何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深化国际反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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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星:上合组织如何应对当前的安全威胁
  今年是中亚国家独立25周年。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5年。这一时期,中亚国家独立后,面临艰巨的建国与转型任务,出现了各种困难,安全形势动荡。塔吉克斯坦爆发了内战。伊斯兰极端思潮扩散,各国无力应对,“乌伊运”乘机坐大,并在1999~2000年活动猖獗。即使是“9•11”事件后,美在阿富汗发起反恐战争,在中亚实现军事存在,但中亚地区的反恐形势依然严峻,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安集延事件”。
  第二阶段是2005~2014年。这一时期,中亚各国加大打击“三股势力”的力度,“乌伊运”作为对中亚各国最具威胁的恐怖组织,已将活动重心放在阿富汗。各国社会经济状况也不断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恐怖主义有所减少,除哈萨克斯坦出现了系列恐怖袭击案,其他国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
  第三阶段是2014年至今。中亚地区的反恐形势有所恶化,面临的恐怖威胁上升,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伊斯兰国”对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渗透威胁到中亚各国安全。   
  2014年,“伊斯兰国”借中东乱局异军突起,并迅速坐大。尽管该组织在2015年受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密集的空中打击,但受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影响,“伊斯兰国”凭借其强劲的经济实力和战斗力,仍在夹缝之中负隅顽抗。而随着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在全球其他动荡地区寻找“避风港”将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策略。除中东、北非一些动荡地区之外,“伊斯兰国”也积极利用阿富汗乱局在当地扩大影响,并觊觎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的中亚地区。

 

邵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反恐、核扩散问题和中国的对外战略。
丁晓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主题四:海上安全合作
 

  杨振、张杰:海上丝绸之路视阙下的海盗问题与海洋综合治理
  海盗及持械抢劫船只行为在2013年共发生了298起,2013年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南中国海、西非和印度洋西部(阿拉伯海、东非、波斯湾和印度洋),其次是南美、加勒比海和地中海。数量相当多的袭击发生在南中国海,海事组织通过142篇报道分析了90起劫船事件得出结论:发生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水域的事件被划分为南中国海事件而不是印度洋事件。据报道全球超过60%的攻击发生在港口地区,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持械抢劫活动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发生的次数增加。从以上的信息发现,在审查期间至少有一名船员被杀,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5起伤亡,且所有伤亡都发生在西非地区。当世界各国采用“多国联防”抵御海盗时,海盗也开展了“多国协作”。据报道,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地的海盗已形成非常职业化的犯罪“辛迪加”。海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顺利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海盗等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植根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单凭军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需要各种措施的综合治理以及跨国安全合作。海洋政治的主题超越了马汉时代对制海权的控制与争夺,并在国家对海洋安全的认知和政策层面体现出了海洋安全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地位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高级与低级、国内与国际的分野也因此日趋模糊。因此,中国非常有必要与沿岸国家进行沟通与合作,建立海洋多边安全机制,共同面对海盗等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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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志江等:论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
  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根据巴里•布赞等安全结构模式演变的理论,可以导致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和安全共同体三种可能性。由于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争端、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美国及其联盟体系的介入,日本和韩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同中国建立海上安全共同体。就中日韩海域间的传统安全问题来看,冲突形态已然形成。但是,尽管由于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日两国在东海海域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美日同盟的介入和中国国内社会、政治问题的安全压力,无疑降低了中国以武力方式解决岛屿争端的可能性,而且中日两国均认识到钓鱼岛和东海局势的紧张,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经过谈判和磋商,最终达成了在海上建立东海危机管控机制的协议,从而有助于实现领土争端的“去安全化”。
  所以,虽然中日韩不排除在东海海域可能出现局部的小摩擦,但不太可能酿成较大的军事冲突。虽然历史遗留问题,使中日韩相互间的安全互信度低,甚至彼此将历史问题上升为“安全化”的问题,并且在海上岛屿争端、专属经济区和防空识别区的争议等问题上立场差异较大,使传统安全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以解决。但是,中日东海海上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和中韩展开的两国海洋划界问题的谈判,都表明中日韩三国在东海海域的安全结构模式正在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形态过渡。而强化东海海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则是中日韩海域安全复合体“去安全化”问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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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国际关系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张杰:国际关系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魏志江:广州市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庞加欣:广州市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助理,硕士研究生。
郑昀:广州市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助理,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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