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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二孩!“想生不敢生”的甜蜜烦恼

来源:皮书数据库 作者:江山 发布时间: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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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6年1月1号起,中国正式终结了实施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步入“全面两孩”时代。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35年对应着不同时期的人口问题。如今,“全年二孩”政策推行两年,相关问题也接连出现。

  皮书数据库梳理库内“二孩”相关研究资源,带您了解“二孩”政策的推进背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接连遇冷的背后原因,为您解读关于“全面二孩”我们还缺失些什么?

 

三大人口问题:二孩政策推进背景

 

  低生育率、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失衡是我们目前亟须解决的三大人口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较低的生育水平。美国学者内森·凯菲茨曾经指出,总和生育率为3的话会导致人口增加,如果低于2的话会最终导致人类灭亡。现在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即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保证人口维持平衡。考虑到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较高的出生人口死亡率和较低的人口平均寿命,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要高于2.1。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教授曾指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的水平。而近几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2左右,远远低于学者们预计的世代更替水平,这就使得中国人口总数出现拐点的时间不断提前,有学者预估在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下,中国人口最快将于2026年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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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其他国家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第二个问题是老龄化问题严重。中国是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提到,中国如果不改变生育政策,抚养比将单调上升,尤其2015~2020年有一个快速上升期。人口老龄化将增加社会抚养负担,减少劳动力供给,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经济有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的增长停滞。1999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8亿,占总人口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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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情况

  第三个问题是性别比失调。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同一时期出生的活体男婴与活体女婴之间的比率。联合国明确指出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中国的人口性别比问题已经持续了超过30年: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的性别比仅为103.8,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该数据升至108.5,已经超过了联合国认定的正常范围,而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则增长至118.7。

    包子文:在读博士,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

    王化波: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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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冷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前的政策尝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战略部署。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二孩政策)。截至2014年5月底,除西藏、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都已依法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政策实施前,按照一些专家和政府官员的预测,在经历了长期的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的生育政策之后,育龄夫妇一旦获得“生育二孩”的机会,长期积压的生育势能必然爆发,从而导致申请激增,引发人口出生的小高潮。

  在启动实施全国性的单独二孩政策之前,受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3年8月在除西藏、新疆之外的29个省(市)对63000多名20~44岁已婚者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庄亚儿等,2014;乔晓春,2014)。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1。该调查推断,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个,预计五年内每年将有200万左右的单独二孩出生。

  但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单独二孩申请人数远低于此前的调查预期。在过去的大半年中,符合生育条件而又提出申请的人数大大低于先前预估的数量。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有100万对(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仅占符合条件单独二孩夫妇的9%,预计出生二孩不到预测的1/2,与原先的预测相差甚远,也就是说,出现了单独二孩申请遇冷的现象。

    马小红: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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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二孩”政策后的人口预期

 

  由2014~2015年期间“单独二孩”的实施结果来看,新增出生人口并不如预期,这和当今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转型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同时,现代社会的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据此判断,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

  根据专家测算,“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扣除“双独”“单独”和“双非独”“农业一孩半”地区一孩育龄妇女后,新政策目标人群在9000万以内,其中超过40%的目标人群年龄在40岁及以上。全面二孩政策每年新增出生人口规模达到或超过800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430万以内的可能性很大。政策新增40岁及以上一孩育龄妇女每年生育二孩比例超过1%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梁建章估算,目前我国20~40岁的育龄女性中,符合政策的可能有5000万~6000万人,未来每年平均新增的小孩规模预计将在250万左右。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中“80后”和“90后”占多数,但这一代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则认为,政策实施带来的新增人口每年不会超过600万,而中国的出生人口总量不会超过2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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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舸: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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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孩”说不的三个理由

 

  与人口转变时期生育率下降的主导机制(以孩子效用下降为主)不同,在后人口转变阶段,影响人们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主导机制是孩子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因此,夫妇实际生育的孩子数明显少于理想子女数或期望子女数在低生育率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我国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对单独二孩政策的评估研究表明,大量家庭符合政策条件却选择不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大压力,即经济压力、照料子女的压力、女性自身事业上发展的压力。

  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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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生”到“敢生”,我们还需要...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将会有越来越的家庭生育二孩,孩子数量和年龄对家庭冲击工作的影响,将会减少夫妇、特别是符合二孩政策的城镇青年女性的工作投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公共托幼服务紧缺的情况下,部分城镇青年女性可能因此而中断工作。根据《北京行动纲领》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目标要求,政府应该从支持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层面,重新审视公共托幼服务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在制定公共托幼政策时纳入性别视角,既要考虑儿童的发展,又要考虑母亲的发展,为减轻青年女性育儿负担、促进女性职业发展、增进家庭和谐提供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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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性别“为家庭而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的比例(%)

 

  为了满足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公共照料需求,政府应首先通过新建扩建公办托儿所、幼儿园,增强托儿所、幼儿园的服务与福利功能,解决二孩家庭特别是生育二孩的城镇青年女性在平衡工作家庭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其次,政府应增强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倡导用人单位善待有家庭照料责任的男女员工;鼓励用人单位实施家庭友好型人力资源战略,在可能条件下推行弹性工作制度,为城镇青年特别是为生育二孩的城镇青年提供照料孩子的缓冲时间。最后,提倡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共同承担孩子照料责任,为城镇青年女性平衡工作家庭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城镇青年女性因生育而中断工作的风险,促进城镇青年男女共同发展。

  杨慧:社会学(老年学)博士,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副研究员。

  吕云婷: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任兰兰:社会学(老年学)博士,华北理工大学人文法律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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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以来,对家庭的政策支持开始成为国家政策层面的考虑,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加大对困难家庭的支持力度,提高幼儿入园率,增加社会保障性房的供给,增加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消除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制度障碍,等等。但因过去长期坚持的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导向,我国对养育子女的家庭缺乏应有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供给,如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几乎空白,个人所得税计税不考虑家庭负担,国家对教育投入占全部教育费用的比例过低,儿科医疗资源供给紧张,等等。这样的政策架构和公共服务体系难以满足“全面二孩”带来的各种社会需求。事实上,“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与缺乏家庭政策支持有着直接关系。在“单独二孩”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两个失误: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是以舒缓出生堆积和防控超生为主要考虑;二是没有制定与新生育政策相配套的家庭支持政策。

  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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