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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童年：中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来源：皮书数据库作者：江山发布时间：2017-06-02

导语：“六一”国际儿童节刚刚过去，在全国各地小朋友们欢度节日之时，有两类儿童群体需要更多关注。他们有些随父母远上异乡，需要融入陌生的城市；有些则常年无法与父母团聚，独自留守家乡。联合国基金会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及留守儿童问题是该背景下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何去何从？“进城市”会遇到什么障碍？“留农村”可以受到哪些关爱？在呵护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问题上，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组织分别可以如何作为？

皮书数据库梳理整合库内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主题学术资源，通过分析儿童生活、教育、发展现状，打破公众对于流动及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尝试为“不一样的童年”探索出路。

现阶段我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

接受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已婚有子女的青壮年流动人口，共携带未成年流动儿童66219人。在这些流动儿童中，15.0%出生于当前居住的流入地城市而且一直在该城市成长，是完完全全的当前流入地城市的“城里娃”；另有14.3%出生在另外一个流入地城市，后来随父母流动到当前居住的流入地城市，和前一类型孩子一样，他们所有的成长经历都在流动过程中完成，完全没有在“老家”（户籍登记地）的生活经历，无疑也是“城里娃”，也应该主要算作当前流入地城市的“城里娃”；还有27.5%的流动儿童，虽然出生在“老家”，但其生命历程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当前居住的流入地城市度过的（其中10.5%的孩子甚至有80%的时间是在当前居住的流入地城市度过），他们也应算作流入地的“城里娃”，尤其是当前居住城市的“城里娃”。上述三类“城里娃”加在一起，占全部流动儿童的56.8%。
可以说，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流动儿童中，大部分是流入地城市的“自己娃”，与其所谓“老家”（户籍登记地）没有多少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老家”，就是他们所在的城市本身。这是新一代流动儿童的特征，而且是应该高度予以重视的特征。
这一特征，要求我们突破30多年来形成并不断被强化的认识误区，必须立足于流动儿童扎根城市来制定相关政策。但是，现有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体系特别是与流动儿童有关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在流动人口频繁流动并最终会返乡的假设上，体现出“重就业、轻服务”“重经济、轻保障”等特征。当大部分流动人口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流动儿童不打算也不可能回到农村，而希望在城市长期居住时，很多政策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福利相关政策需要重新设计。特别是一些接收流动人口和流动儿童比较多的主要流入地城市，不应把流动人口、流动儿童当作城市的过客，而应彻底改变以往基于“流动人口不断流动”假设而设计的相关政策，为流动人口扎根于城市创造更有利的条件。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为人们自由迁移、安居乐业创造条件。笔者认为，立足于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于城市谋生存和发展来制定政策，当属一切条件之首。只有让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更稳定地扎根于城市，才能使他们更好地为城市发展做贡献，同时流动人口自身也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新近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积极的响应，但又明显做出了保留。这些保留，将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的近期生存问题及长远发展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留守”只是父母外出务工后的一种暂时生存状态，“留守”与“非留守”（“流动”）的身份时常替换——当他们跟随父母前往务工城市生活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儿童”，而“流动儿童”被父母送回家乡生活和学习，就又变成了“留守儿童”。2008年，人口学家段成荣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计算出2005年全国留守儿童总人数为5861万。2008年2月，全国妇联在“全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发布会”上披露，在全国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为28.29%，也就是说，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1个多留守儿童。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队伍的壮大，留守儿童的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全国妇联于2013年5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6102.55万，主要集中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河南等省；在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已超过50%，即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村儿童是留守儿童。该《报告》同时还披露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数字：独居留守儿童（无长辈照看，跟随兄弟姐妹一起或独自生活）已达205.7万，占全部留守儿童比例的3.37%。《报告》还指出，与5年前的统计数据相比，低龄（学龄前）留守儿童的人数增幅较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收缩，大龄留守儿童人数显著减少。《报告》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年龄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0～17岁农村留守儿童性别年龄结构

郑素侠：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新闻传播、传播社会学。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现状分析

流动儿童随父辈进城，在其整个移民迁徙、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实则牵涉到了“非社会化”以及“再社会化”的双重流程，即放弃原有的社会角色、支援系统，同时重新建立新的价值体系，以适应城市环境。

伴随着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成员的结构性迁徙，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特征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首先，在文化融合方面，家庭“照看者”的功能性缺位以及随迁就学的流动性给流动儿童城市文化资本的累积带来困难；其次，在结构融合方面，流动儿童的同伴交流作为其缓解融合危机的有效途径呈现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最后，在心理融合方面，间断式社会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落差及排斥性话语易强化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并引起其“同一性混乱”的心理危机。

庄曦：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计划”访问学者，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的发展和政策演变

2010年我国流动儿童的年龄结构：学龄前阶段（0～5岁）流动儿童数量为898万人，小学阶段（6～11岁）流动儿童为929万人，初中阶段（12～14岁）流动儿童为464万人，初中后阶段（15～17岁）大龄流动儿童数量最多，达1290万人。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近年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人数分别为：2010年1167万人，2012年1394万人，2014年1294万人（见图1）。

图1 2009～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变化趋势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2009年为78.2%，2011年为79.4%，2014年为79.5%（见图2）。可见，仍有约两成、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图2 2009～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民办学校就读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变化趋势

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正在向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两端延伸。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实际需求在城市管理中极易被忽视。初中后教育阶段，农民工家长迫切要求开放高中教育，要求参加异地中考和异地高考的诉求日益强烈。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政府并没有强制性责任，因此解决难度相对更大。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共政策、高等教育等。

对于留守儿童议题的公众认知的启示

1.留守只是一种状态：留守儿童并非困境儿童或者弱势群体
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认识到，留守只是一种生活状态。或许留守和贫困、落后、家庭破碎、问题行为等参数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但是并不代表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整体状况也不可能不代表每一个个体的真实情况。因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留守是否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社会结构是如何形塑留守儿童的生活困境的，从而摒弃对留守群体的“污名化”认知。

2.从优势视角看待和帮助留守家庭
如前文所言，留守家庭的生活常态应该是这样的：留守孩子或许承担了更多的家务，表现得更成熟和抗逆，但他们需要的只是更多的倾听；留守可能是家庭理性计算的结果，打工父母同样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并且努力与家里保持良好联系，但他们常常有些身不由己；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仔细地照料着孩子的生活，并保持和打工父母的密切沟通，但他们只是有些跟不上孩子快速变化的年龄。
此而言，留守家庭并非“问题家庭”，有许多值得城市儿童及其家长学习的地方，只是它们承受了更多的来自结构性不平等的限制。例如，我们在书信陪伴项目中发现，由于留守儿童更显早熟，他们在与迷茫的大学生的通信中会更加主动和乐观地去安慰大学生面对困难，无论家庭、恋爱还是择业的困惑。因而，普通公众有必要从优势视角而非问题视角来看待和帮助留守家庭。

3.在投身留守儿童服务前做好承受无力感的心理准备
当普通公众愿意改变自己对留守儿童原有的刻板的认知观念，并且愿意投入资源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之时，他们还需做好承受无力感的心理准备。对于书信陪伴项目而言，参加项目的大学生志愿者必须接受系统的岗前培训。其中一点很重要，它不一定是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一种坦然面对无力感的心态。当我们走访各类留守家庭时，我们一定会看到很多支离破碎的穷苦家庭和让人心疼的孩子，虽然我们非常想去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但其实我们的能力非常弱小，很可能99%以上的问题都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此时，留守儿童更多需要的是倾听，是和外界建立起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
蓝信封书信项目研发小组：该小组由蓝信封（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主导，联合各个高校及社会专业力量，共同对蓝信封书信陪伴项目进行评估与研究，成员包括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周晖副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雷杰副教授以及黄玲俊、郭瑶、邓云等同学。

家长监护权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近十年的研究过程中，留守儿童的问题一直都是家长、学校和各级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家长往往混淆孩子的监护责任，认为监护孩子的责任在于政府和国家，忽视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就实际来说，很多孩子自杀的问题根源是在于想念父母，所以父母监护的责任必不可少，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有父母的监护。
在课题组近十年的持续调查中，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父母的责任不可推卸。“若是父母把养育的责任推出去，这种教养方式可能短期内看不到损害，但任何不良的成长过程都会成为影响孩子今后生活质量的一个病灶，同时给整个家庭带来数倍于养育的麻烦”，课题组呼吁，寄养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千万不要在孩子出了问题之后，才想起自己的责任。
为推进家长更好地履行他们应尽的监护权，保障留守儿童幸福成长的权利，党和政府颁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全方位利用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第一次以具体文件的形式确认和设置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文件中特别强调要落实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监护人要依法尽责，在家庭发展中首先考虑儿童利益；加强对家庭监护和委托监护的督促指导，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亲情关爱和家庭温暖。
  王开玉：安徽省凤阳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直文化宣传“四个一批”拔尖人才。
  丁阿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公益组织担当起支持民办子弟学校发展的重任

新公民计划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其宗旨是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目前主要开展了新公民社工、新公民教师支持、新公民社区教育项目，这些项目通过专业的方式连接社区资源和社会资源，不仅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识字算术的基本学校教育，还提供优良的行为习惯塑造、艺术素质培养、社会责任心培育等全方位的教育，开展项目的目标是使农民工子女拥有优良的教育环境，为其未来成长为国家栋梁打下坚实的基础。新公民计划自从2007年就在全国18个省市地区开展，涵盖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众多服务领域，同时与100多个公益组织合作完成了大量的公益项目，为全国成千上万的流动儿童提供了各类优良的教育资源，并且改善了他们获取教育的环境。目前，新公民计划的主要行动就是通过项目制来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习环境，包括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环境。
王黎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