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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冬季达沃斯论坛: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

来源:皮书数据库 作者:王希明 发布时间:201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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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3~26日,位于阿尔卑斯山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再度迎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就目前而言,世界经济正经历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复苏,而复苏过程中也隐藏进一步分化。由此,“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成为本届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主题。

  本届年会举办400多场会议,主要围绕四大主题进行,一是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应对理念多样化、力量多极化的世界;三是消除社会分歧;四是塑造灵活的技术治理制度。通过对上述主题的思辨与研讨,达沃斯年会力求巩固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确保多方利益相关者通过包容性增长恢复社会契约,同时缓解国家之间和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分化。

  全球经济向何处发展是本次论坛的核心议题。随着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推行,与英国脱欧带来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成为各个经济体需要深入思考的艰难选项。鉴于此,皮书数据库结合本届达沃斯论坛四大主题,围绕本届论坛热点议题——全球金融风险特朗普与“美国优先”政策包容性增长数字经济,梳理库内相关在库报告,解读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如何利用新技术,共同致力消除分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热点一:关于全球金融风险的探讨

  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渐次推进,利率政策也将缓慢步入上升通道。但金融市场对政策推出的时机和力度仍有疑虑,市场走势将深受政策动向影响。经济普遍复苏是未来金融市场走势的重要的基本面支撑。但是地缘政治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等仍将对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向产生显著冲击。在外汇市场,未来美联储缩表如果进展较快,将吸引全球资本流向美国,短期内可能推动美元重回上升通道。欧洲若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复苏势头,有效改善银行结构性问题则其股市具有上行空间。此外,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推进影响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或迎来新一轮资本流出,金融稳定性再度受到冲击。如果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持续的经济复苏,有效缓解国内金融脆弱性,以及妥善管理资本流动,则有助于化解资本外流造成的外部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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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

  刘东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

 

  突然提速的加息和即将到来的缩表

  经过长达7年的量化宽松以后,美联储2015年底第一次加息,整整一年之后才进行第二次加息。然而在特朗普执政以后,美联储的加息节奏明显加快,分别于2017年3月和6月完成了两次加息,而且市场普遍预测在年内还将加息并开始缩表,2018年的加息节奏可能也不会减慢。自美联储实行超常规的货币政策以后,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规则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在零利率期间,当利率水平无法变动,各种利率关系和政策传导机制出现紊乱,且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高企,特别是在量化宽松后期,购债行动结束而缩减量宽以前,美联储可以使用什么政策工具向市场传达他们的政策意图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突出。一时间,货币政策沟通、预期管理、超额准备金利率、隔夜逆回购协议等成为耶伦发表讲演时主要的解释内容。进入加息周期,美联储的政策工具逐渐复原以后,政策节奏又出现迷离不定,货币政策规则问题又成为美联储与市场沟通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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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学。

 

  热点二:特朗普参会并发言,反全球化政策是否转变

  美国优先政策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以本国经济优先为核心,致力于提升经济增速,并为美国蓝领阶层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增长“V”形反弹后持续在低位徘徊,陷入复苏动力不足的泥潭,因此,重振经济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最大目标,其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及对外贸易政策均围绕这一目标进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减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重振制造业等具体措施一一奉行了本国经济优先这一根本宗旨。

  第二,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目的性极强的选择性干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税收激励并降低财政补贴力度的方式来加强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引导,试图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特朗普时常批评耶伦掌管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试图挑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让货币政策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服务。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干预汇率政策来缓解美国的对外贸易失衡。

  第三,崇尚贸易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抛弃多边主义,挑战全球化。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试图扭转美国长期存在的贸易赤字,且不惜以抛弃从前承诺的国际责任为代价。上任之初,特朗普就宣布退出TPP,并宣布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通过双边谈判确立新的义务和责任,其孤立主义显露无遗。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国内经济运行问题复杂化、外部化、政治化,试图通过寻找替罪羊(例如中国、德国、日本等)来转移国民对本国政府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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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

  刘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

  

特朗普、全球化和中国

  “美国第一”的口号并不仅仅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选举前的“花言巧语”。他一贯反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支持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征收关税,这可以说是新保护主义时代的开始(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曾发表一篇文章呼吁重新评估全球化的未来,因为特朗普“可能逆转几十年来的全球趋势”)。中国、德国和墨西哥等拥有大量美国出口顺差的国家,一直处于特朗普批评的中心。贸易战争的场景已经成为政治和媒体的讨论内容。

  特朗普总统倾向于双边贸易协议,而不是开放的多边贸易协议。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这种偏好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表示反对这项协定,并在他就职后的几天内签署了一份确认退出的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直接挑战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转向亚洲”战略,引发了一场关于潜在影响的激烈辩论。奥巴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映了他希望促进美国盟友之间的自由贸易,并希望在经济层面上包围中国。特朗普的退出与这一战略背道而驰。一些主要的媒体机构据此预测,特朗普的决定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例如,《华盛顿邮报》写道,特朗普给了“中国第一个大的胜利”。在同样的情况下,彭博社(Bloomberg)写道,美国的退出是给予北京的“礼物”。英国广播公司(BBC)认为这一消息是“中国的重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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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N.Tzogopoulos:色雷斯德谟克利特大学讲师,法国尼斯欧洲研究所国际问题学者。

 

  热点三:包容性增长成为全球共识

  全球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分析

  科学技术进步会影响不同生产要素间的收入分配。若通过提高相对劳动生产率引起的技术进步偏向于技术型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或更有经验),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劳动力报酬比率即技术溢价会上涨,这很容易加剧收入不平等。科学技术进步同样会影响劳动和资本间的收入分配。由于富人所得的资本收入比穷人多,整体分配不均,技术进步若倾向于资本,就会加剧不平等。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会影响收入分配。比如,贸易一体化会影响对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因而,其相对工资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资本和技术呈互补关系,二者通常结合在一起,所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同样会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会扩大技术进步对分配的影响。近年来,众多文献尝试探索贸易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和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市场化改革是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但它也显著影响了分配结果。贸易政策改革通常是全球化驱动力的组成部分。贸易政策改革通常是全球化驱动力的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改革会改变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讨价还价时的地位,从而影响劳动和资本间的工资标准和收入分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提高资产效率并使资产收益更确切地反映资源短缺,从而显著影响不同生产资料间的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的影响从区域上说是不均衡的,由此使收入分配又具备一特点,即空间不均衡性。正如Lewis(1954)所指出的,经济增长不是在各个地方同时发生,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平均地享有其成果。在发展初期,增长引擎创造的新经济机会通常容易被那些具备现成贸易路线的区域即沿海地区所享有。比如,就内陆地区而言,城市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完善。沿海和城市地区整体的收入起步标准比内陆和城市地区高,因而加剧了整体不平等。Kuznets(1955)就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二者的关系提出“倒U假说”,在阐释该假说时,他提到的某几个方面原因与此类似。下一节中将会指出,空间收入不平衡尤其符合中国不平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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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广华: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高级经济学家。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

 

  包容性增长概念与内涵

  包容性增长是在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通过“涓滴效应”最终让贫困人口受益,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因素(Deininger and Squire,1996;Dollar and Kraay,2002;White and Anderson,2001;Ravallion,2001;Bourguignon,2003)。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能减贫,只有经济增长是持续的、广大劳动者都能从中受益,且劳动收入在收入增长中占较高份额时,才能实现广泛的减贫。Bourguignon(2003)提出了“贫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三角图,认为除增长效应外,收入分配效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减贫效果的因素。Ravallion(2001)和Kakwani等(2004)提出了“利贫式增长”,即通过收入再分配让贫困人口受益。阿马蒂亚•森(2001)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贫困,认为权利贫困是限制人们获取各种自由的根源,要摆脱贫困,首先就是要全体居民取得平等的权利,获取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手段,他提倡通过赋予人们经济自由、社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能力。受其对权利贫困的启发,亚洲开发银行认识到机会不平等是带来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并于2007年修订了长期战略框架,制定了包容性增长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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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副主任。

  

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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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上述对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渊源、内涵和基本要义的综述与分析可见,包容性增长理论蕴涵着宏观层面的政策内涵。Ali and Zhuang(2007)提出,包容性增长需要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同时,包容性增长也要求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与增长的共享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机会平等也就无从谈起;而如果机会不平等、社会不公,增长就缺乏共享性,经济也不可能保持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因此,就政策选择而言,为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关键在于形成一个完善的、有效的、能坚定执行的包容性宏观政策体系,在这样一个政策体系中,政策目标是实现人人都能积极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能有平等机会从中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价值公平和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在合理分享增长成果方面也不会面临权利剥夺、能力缺失以及社会排斥。因此,政府政策和公共行动应该致力于使不同境况的民众实现机会均等化,以便他们能自由地配置其人力资本,并最终能达到较高的福利水平和实质自由水平。为此,政府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付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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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肖卫东: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系主任。

  詹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博士后。

 

  热点四: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动能

  数字经济概念由来及特征

  “数字经济”思想由来已久。1962年,美国学者Marchlup在《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一书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美国企业家Hawken在其1985年出版的著作《未来的经济》中指出,信息经济是一种信息成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型经济形式。可见,他们所指的“信息经济”已经与目前所说的“数字经济”有诸多相似之处。1996年,美国信息技术专家Tapscott在《数字经济时代》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指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数字化和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形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数字经济的浪潮开始引起学术界、商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数字经济的官方报告,揭示了信息和通信技术与产业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此后,美国商务部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报告,解释信息和通信技术与产业带来的经济变革,并创造了一些衡量数字经济的统计方法。1999年10月,美国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定义,将数字经济划分为四部分:ICT基础建设、电子商务、电子化企业、互联网。此外,日本通产省于1997年发布的报告将数字经济描述为电子商务的拓展,认为它具有四个特征:不存在资金、物质和人员在物理意义上的移动;价值转移、资产积累和交易实现通过电子方式完成;依赖于ICT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将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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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经济学博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数字经济概念辨析

  近年来,在各种学术讨论和交流活动中,往往将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混为一谈。实际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三者有比较严格的区分。信息经济包括数字化的信息经济和非数字化的信息经济(如报纸、图书出版,图书馆等),而且,后者早在电子数字计算机发明、信息时代来临之前就已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数字化的信息经济就是数字经济,包括一切基于数字计算机的信息经济活动。数字经济又可以分为网络化(基于计算机网络进行)的数字经济和非网络化(不基于计算机网络进行)的数字经济。网络化的数字经济就是所谓的网络经济。显然,“数字经济”比较严谨地定义了信息时代的、基于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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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引领商业变革

  近十年,数字经济2.0发展迅猛,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埃森哲公司发布的《数字化增长乘数》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数字经济总量已占到GDP的33%,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10.5%。该报告同时预测,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深入将使中国2020年的GDP提高5270亿美元,占GDP总额的3.7%。在杭州举办的2017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腾讯研究院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报告指出,2016年全国数字经济总量已占全国GDP总量的30.61%。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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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数字经济几乎席卷了全球所有的产业和行业,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传统行业也在调整现有的经营方式和服务模式。市场的颠覆性变化推动企业家与研究者以新的思维和视角审视商业模式和市场趋势。数字经济平台化、数据化、普惠化特征,推动商业领域新的变革趋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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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洁: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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