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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走出去

合作动态

我社社长谢寿光接受“2012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官网”专访时称皮书在西方学界和政界引起很大反响
来源:  作者:本网编辑   发布时间:2012-04-13
2012年伦敦国际书展即将来临之际,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新华网承办的“2012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官方网站”特别推出《“2012伦敦书展的中国看点”系列谈话》,邀请部分重点参展单位的负责人为网友解读此次中国主宾国活动的看点和亮点、畅谈“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我社社长谢寿光接受“2012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官方网站”专访时谈到,十几年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打造“皮书”品牌,出版皮书中有很多内容适合于西方主流媒体、学术界、政府的人士来应用,是最专业、最权威的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权威分析的图书。
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达成国际出版协议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报告作为总名称,选择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法治、中国教育、中国环境、中国人口与劳动等七种皮书,中文版出版的同时,就根据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中文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并组织翻译,请国际上不同专业的专家匿名评审,而且还要经过母语是英语的专业人士进行审核。
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签署正式协议,2007年就开始正式出版第一批图书。在国外比较严肃的权威出版机构里,那么短的时间里出版高质量的、反映中国最新的进展状况的图书,应该说是开创了先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荷兰BRILL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英文版皮书在亚马逊网站上可以买到,而且在西方的权威新闻发布都有评论。这套书出版以后,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关注。
专访截图及原文如下:
【编者按】即将于4月16日开幕的2012伦敦书展上,中国将以“市场焦点”主宾国的身份亮相,让中国图书飘香海外。届时,将有181家出版单位超过500名出版界专业人士参加伦敦书展,带领中国出版业走向国际舞台。在2012年伦敦国际书展即将来临之际,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新华网承办的“2012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官方网站”特此推出《“2012伦敦书展的中国看点”系列谈话》,邀请部分重点参展单位的负责人为网友解读此次中国主宾国活动的看点和亮点、畅谈“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敬请关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被誉为“中国皮书出版第一人”
 谢寿光,笔名谢曙光,1956年10月生于福建,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研究中心副主任,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获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2008年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09年荣获“韬奋出版奖”,2010年被评为“十一五”出版业网站突出贡献人物。
他主持编辑出版的图书多次荣获“中国政府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其本人也被称为学者型的出版人。他开创的“皮书”品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学术品牌,被称为“中国皮书出版第一人”。
研究领域:公民社会与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变迁、文化产业发展。
“走出去”需要出版人进行主动策划运作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强盛,中央提出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首先,中国的物质产品实现了“走出去”,我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但与物质产品走向全球有很大的不同的是,文化产品“走出去”由于受到语言、文化背景等限制,“走出去”的难度非常大。在中国出版“走出去”这一领域,无论是政府还是出版企业,这些年都进行了很多探索和尝试。现在看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应当结合不同产品的情况分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确定一个理念,即我们要用全球通行的规则,融入到西方媒体在内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共同探讨中国的事情。
从我国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这三大出版的发展现状来看,真正能使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应当以专业出版产品为主。具体分析来说,专业类产品可以分为科技产品和人文社会科学产品两部分。科技类产品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差距,除非在某些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否则西方国家不会主动引入。在人文社会科学产品方面,由于价值观、文化背景等因素,只有为数不多的出版产品被西方社会引进。在这种背景下,推动专业出版“走出去”就迫切需要我们出版人进行主动策划运作。在政府的支持下,出版企业要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积极与国际学术同行对话,并逐渐培养国际学术交流、对话的能力,并要全面整合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资源和专家团队,与学术出版机构密切合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我国专业产品“走出去”。
这些年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就是采取这样一个路径推进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作为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国际出版合作在过去的六年里应当说迈出了一个很大的步伐。目前,社科文献已经与荷、俄、美、法、德、英、日、韩等国及港澳台地区近50家学术文化和出版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而这其中的荷兰BRILL出版公司目前应当说是合作出版项目最为成功有效的一个。荷兰BRILL公司是一个在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出版公司,到今天已经有329年的历史。这家出版公司长期关注中国汉学和中国问题,公司所在地是荷兰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心区,长期以来他们大量出版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著作,对传播中国文化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话题已经成为全球热门的话题之一,这家出版公司意识到仅提供传统汉学领域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进入本世纪以来,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寻求和中国有关的出版机构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在他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跟BRILL有很多共通之处,可以寻求到合作空间。所以,在2006年他们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找到了我们,我们两家学术出版机构初次接触就在出版的理念上得到了非常密切的契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打造“皮书”品牌
我们出版社经过十几年的打造,有一套品牌的图书——皮书,里面有很多内容适合于西方主流媒体、学术界、政府的人士来应用,是最专业、最权威的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权威分析的图书。两家出版机构达成国际出版的协议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报告作为总名称,选择了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法治、中国教育、中国环境、中国人口与劳动等七种皮书。中文版出版的同时,就根据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中文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并由我们组织翻译,请国际上不同专业的专家匿名评审,而且还要经过母语是英语的专业人士进行审核。2006年签署正式协议,2007年就开始正式出版第一批图书。所以在国外比较严肃的权威出版机构里,那么短的时间里出版高质量的、反映中国最新的进展状况的图书,应该说是开创了先例。这套书出版以后,在西方的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因为西方的传统和我们不一样,不会说一下印多少册,而是根据需求先下订单。我们的皮书在亚马逊网站上都可以买到,而且在西方的权威新闻发布都有评论。另外,我们还通过与英国的Paths合作,把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中文学术图书直接在国际上销售,像位于牛津大学的一家BLACKWELL书店就有我们这类图书的专架。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年主场馆,与BRILL合作出版的电子书正式上线发行。
在2011年BIBF展会期间,我们和BRILL出版公司以及新加坡科技出版集团,联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了一个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副院长出席并讲话,出版总署国际合作司的副司长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借助伦敦书展打造国际学术推广平台
本次伦敦书展是继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两位中国知名学者直接在主场馆进行学术报告会和新闻发布会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又一大举措。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院创新工程精品成果“走出去”战略,配合2012年伦敦书展——“市场聚焦”中国主宾国活动,这次我们阵容更加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由著名经济学家李扬副院长领衔、四位学部委员出场,分别参加我们和英国PATHS出版公司的新书发布会,并进行专场英文学术演讲。为了向世界宣传和推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成果,向西方社会介绍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状况,实现我社打造国际学术推广平台发展蓝图,社科文献将在书展期间开展一系列活动。
内容包括:与BRILL、ROUTLEDGE、PATHS等多家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联合举办新书(英文版)发布会,并在主场馆共同举办题为“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发展”的学术报告会;与牛津大学、莱顿大学等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外知名媒体对我国学者进行活动采访和专访,等等。
与国际学术出版机构联合举办新书发布会,发布内容包括:与Paths International合作出版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金砖国家与经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与Taylor Francis合作出版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主编);与Taylor Francis旗下的Routledge合作出版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主编);与Paths International合作出版的《全球政治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主编);与Paths International合作出版的《碳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主编)。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将作题为《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学术报告。李扬、张宇燕、李培林、潘家华等人将参与关于《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发展》的问答。
面对数字出版的挑战,传统出版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出版业是否进入微利时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相对于传统模式,以教材教辅带有专营性质的主要盈利模式的时代,的确已经结束了。但是,出版业是否真正进入微利时代,目前还不能下结论,因为目前中国的书业是过剩和短缺并存。今天这个复杂社会时期,人们对专业知识、有效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再加上中国人对图书消费习惯的改变,即知识是有价的,有用信息是有巨大附加值的。如果出版企业能够向社会、向消费者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是有可能获取更高额回报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国纸质图书的书价发达国家相比,差不多低六至八倍。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特别是中国城市化已经超过50%,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和收入的增加,居民在图书的消费支出方面只要在现有图书消费的基础上增加12个百分点,就将会带来整个出版行业的迅猛发展。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数字出版的挑战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对传统出版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以后,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通过政府、社会、企业三方面合力,中国出版无论是传统的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会有一个高速的增长期,但具体到一个出版企业它是否能够增长式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加速推进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
没有专业水准去出版,最后制造的可能都是垃圾
就出版人最大的使命而言,我认为出版者有责任把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打造一个出版强国,专业学术出版是最应该有为最应该起先导作用的。因为要想让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最先进的思想得到发展、传播,必须靠学术专业出版。所以这些年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目标不是一般的出版商,而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交流与推广者,是人文社科专业的内容制造商、内容经营商,把当下中国最有价值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推向社会,推向世界。从1998年到现在14年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由一个非常不起眼、不知名的出版单位变成一个在国际国内确实有影响的出版社,我们重点围绕什么做文章?是出版能力建设。出版能力主要指出版资源的建设和强大的专业营销能力。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从产品切入,立足于做高端产品,面向少数的社会精英层面提供服务,做专做精。所以我们培育出“皮书”这个产品系列,打造出服务社会现实的最好的载体。我们不出小说,不出诗歌,也不出教辅,一心一意做专业。利用学术方面的影响,先打造社会学图书。现在可以说我社打造了我国最大的社会学成果的展示平台,这是国内任何出版集团都比不上的。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我觉得要想成为出版强国,必须加强出版人才、各个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要鼓励一批有理念的出版人脱颖而出。我们社社会学专业是强项,仅社会学的编辑就有14个。除了社会学以外,近几年我们在近现代史上也开始形成品牌效应。因为我们有两位研究历史的专家型的编辑。我们的出版方式和别的出版机构不完全一样。不少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大型的国内学术会议,都有我们的编辑出现。我们的编辑一年到头参加展会的较少,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在学术会议的场合,比如今年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我们派编辑去了,在海牙关于国际法的讨论我们派编辑去了,在台湾关于近现代史的研究会议我们派编辑去了。我今年还去日本参加了关于中日关系的研讨会。要想真正搞好专业学术出版,出版人的活动是不能脱离学术活动、专业活动的。出版者不是作者写好什么就出什么。我要求我们的编辑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必须有话语权,不是有了编辑职业资格证书就什么都可以编,还要看学术背景。我们给每一个编辑做好职业定位,要主攻某个学术领域。只有做专了,才能做宽和做博。我们行业里有个说法,说编辑是个杂家。我从来不认为编辑是杂家。编辑首先是专家,然后在专的基础上再广博一些,向个人相近的学科去延伸。出版者对学术没有敬畏之心,这是最值得担忧的一件事。目前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学术中的一些腐败行为,特别是低层次的学术泛化,出版者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因为出版者是最后的守门人。没有对学术的敬畏,没有专业的水准去出版,最后制造的可能都是垃圾。
现在由于国家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研究的课题和经费多了,知识生产能力也大增。一年编几本书已经不是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靠谁来保证质量,保证推出来的精神产品是精品而不是垃圾?主要是提高出版者的整体素质,看好这个门。在网络技术的浪潮下特别是微博、QQ等推出来的时候,人人都是出版者,出版人的责任更重要。因为只有出版人才能依据标准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选择和整合。领导要高度重视,编辑更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整个出版业从业者的素质才能提高。(采访、整理/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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