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政策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是政府系微信平台与非政府系微信平台共同参与的结果。借助形式多样的传播平台，政策信息到达范围逐步扩大，传播渠道更加丰富。同样，这种变化也刺激了公众参与政策传播的积极性——即借助微信公众号的推送、转发等功能，积极表达自身需求并与政策制定主体达成对话。此时，非政府系微信平台更多地作为官方传播渠道的补充，既主动传播传统媒体涉“一带一路”政策报道，又兼顾自身发展需求，结合政策文本建立传播联系。从传播效果上来看，这种经由媒介赋权形成的新媒体平台，自觉承担了政策信息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策传播的渠道。
然而，政策信息不同于其他信息类型，其符合全体民众共同利益的特性给参与政策传播的新媒体提出要求，即其政策信息传播活动需在新媒体社会责任体系内进行。基于政策信息日渐双向传播的现状，与政策相关的新媒体传播行为，其传播方向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传播不畅，都有可能使公众对政策信息的认知出现偏差，这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对称错误会直接影响政策的实际效果。从研究结果来看，政府系平台（政务微信、媒体微信、教育微信）比非政府系平台（个人媒体、企业微信）新媒体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要好。前者借助其传统媒体资源优势，在账号认证、原创比例、权威信源、话语报道等方面能够较好地履行其新媒体社会责任。而非政府系平台的传播行为缺乏适当把关，其生产的大部分信息没有标注来源，对传播内容的选取主要是看与自己的兴趣或者利益是否相关，而较少从主观上考虑社会责任。但鉴于非政府系平台在政策传播中表现较为活跃，因此通过提高自身原创水平和信源权威性，非政府系平台可进一步配合政府系平台，进而形成政策传播新媒体矩阵。
此外，政策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应尽量做到平衡。一味强调某项政策的优点，甚至“歌功颂德”，而避讳谈及政策缺陷和不足，并不是履行社会责任最好的选择。研究发现，微信公众号对“一带一路”的传播，建立在规避政策实施中的具体困难及面临的各种风险的基础上。其中，报道中的绝大部分篇幅直接聚焦中国政府的行为，倾向于传递“一带一路”话语对区域经济、沿线国家等重大利好，却对政策话语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鲜少报道。事实上，政策传播中的新媒体不仅是传播工具，也在扮演“安全阀”和“危机加速器”的角色。报道失真可能导致他国民众出现认知偏差，进而歪曲话语本身所包含的“平等、开放、合作”等意义。作为大国重要的政策话语，更需要新媒体在传播政策信息时，既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过分夸大国家力量，多反映不同国家声音；又能结合自身即时性、在线性、扁平化的特点以一种更加平衡的话语报道方式全面呈现政策信息。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公共政策传播在国内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一项政策的出台，民众缺乏能力或缺少动力去阅读政策原本，而是更多地选择从媒体报道了解政策细节。由此，媒体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政策的宣传、传达和解释功能，具有强大的新闻舆论导向和政策信息传递作用。当前，国内新闻传播学较多地关注政治传播，注重从政治运行层面探讨传播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或政治运行机制中媒体的角色与功能，而较少从行政或政策层面关注政府、政策与媒体的关系，探讨媒体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媒体在政策沟通中的角色与功能。实际上，自政治与行政二分之后，前者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达”，后者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两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表征，这也形成了政治传播与政策传播的分野。关注并分析政策传播，无论是从学理角度还是就中国国情而言，都具有较大可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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