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是走向深入合作，还是走向激烈竞争甚至对抗，取决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力量对比与动态消长关系。
（一）制约双方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消极因素
首先，冷战思维依然残存，两国安全互信水平较低，成为阻滞中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最大障碍。中国政府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以和平、合作处理国际纠纷，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以及中国基于国防需要大力发展防御型军事力量，在中美推动有关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同时，美国政府保持浓厚的冷战思维，忧虑“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继续以所谓的“国强必霸”观和冷战时期的“防范”“遏制”“限制”手段试图阻碍中国的崛起，这成为中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最大障碍。
在双边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方面，中美虽然取得上述的诸多合作进展，但美国仍对中国是否会借助合作进一步发展“海权”，进而出现西太平洋海权之争，最终导致美国海洋霸权丧失忧心不已。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2013年出台的题为《西太平洋的海权与美国利益》报告指出：中美在海上问题上是竞争、是合作还是只求共存而已，取决于两国如何看待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海权在捍卫或促进国家利益中的作用。该报告将目前中美海权现状与世界历史上三次海权大国斗争史（英美、英德、美日）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认为中美对海上贸易的高度依存，以及双边经济高度依存，并不能得出两国会在海权方面是竞争还是合作关系的必然结论。美国无法接受中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海权的主导者，美国更不会主动交出国际海权的主导权，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前景也只能属于“中等水平”。随着中国海权力量的逐步增长，以及在国际海上安全中日趋提升的积极作用，中美的海权竞争会更趋激烈，双边海上非传统安全竞争因素会增加。
中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信任建设”会受到美国传统安全手段的冲击影响。台海问题和海洋划界问题是中国海上传统安全事务的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国家和地区有所挑衅，中美在这两个事务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有影响甚至冲击中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美国新出台《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宣布在海军经费总量收缩的情况下，依然会加强对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视，会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具体包括“到2020年，海军大约60%的军舰和飞机将驻扎在该地区。海军将在日本保留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舰载机联队和一个两栖常备群；在关岛现有潜艇的基础上增加一艘攻击潜艇；将推进驻扎在新加坡的濒海战斗舰增加到四艘，以提供持久的区域驻军。海军还将为该地区提供最先进的作战平台，包括多用途具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舰船、潜艇；情报、监测和侦察机。技术最精密的水面战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将部署到该地区，还有F-35C闪电II型飞机和MQ-4C特里同高耐用无人机也将被派往该地区。……新型装备MV-22鱼鹰式飞机、CH-53K直升机、F-35B闪电II型飞机和两栖战斗车将投入该区域，并将在日本部署第五代攻击机”。这些举措无助于中美在亚太区域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剧了中国周边海域的紧张局势，严重破坏了中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互信。
其次，中美非传统安全合作中“X”因素（第三方因素）的负面作用。同盟体系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更是美国的“冷战红利”，美国在开展国际安全合作时倚重同盟，也将同盟伙伴作为推动安全合作的抓手。近年来，美国先后推出“重返亚太”“再平衡”等战略，期望保持国际秩序中的霸权优势，阻滞中国崛起，而此战略“客观上却极大刺激了东亚地区某些国家借美抗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希望美国‘主持公道’，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重返’‘再平衡’战略的效果”。例如中美两国在南海海域开展反恐、反海盗、搜救演练等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共同利益，美菲同盟在双边军事同盟框架和1951年《共同防御计划》、1998年《访问部队协定》等安排下也举行各类反恐名义的军事演练，演练科目极具针对性，演练区域频频选在中菲争议岛礁或海域，这些举措冲击了中美在南海区域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成效。另外中国在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上与美日同盟、美菲同盟的当事国日本、菲律宾存在主权争议及相关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矛盾，美国虽然宣称在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但借助同盟关系“选边站”介入有关传统安全事务及非传统安全事务，以“航行自由”“《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等方式向我国施压，并派遣航空母舰和其他军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将中菲、中日双边海上安全议题多边化，进而实现以阵营化（美国同盟）对中国进行牵制与施压，破坏中国通过双边磋商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以及维护周边安全的努力，也对中美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加了阴影。美方认为中国在参加中美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也受到朝鲜等盟国“X”因素的影响，认为中国迟迟不加入上述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SI）》这一非传统安全合作安排，并非基于所谓该安排中的“登临权”与国际法存在冲突，而是出于对“盟国”朝鲜的庇护需要。
最后，双边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还面临着有关限制性法律法规的障碍。例如曾两次出任美国国会多数党“党鞭”（whip）及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保守派众议员汤姆·德雷（Tom Delay），针对200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美国第106届国会提出“防止提升作战能力和后勤补给等能力”的《德雷修正案》（H.Amdt.154 to H.R.1401），该修正案表决生效后成为法律。该修正案在军事医学、后勤补给合作等至少12个领域限制了中美军方深层次的交流和发展。作为中美军方加强互信建设措施之一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美军官交流培训班”，就因为汤姆·德雷援引该修正案予以反对，不得不仅仅举行三期而戛然中止。
（二）有利于中美双方合作的积极因素
1.双边战略互信的逐步构建有助于形成双边合作的基础
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表示“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宽广的太平洋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近年来也多次重述此话，表明中国政府对于中美关系和中美合作的态度。中国需要稳定的周边及国际环境，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的霸权，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以及强化在非传统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有助于中国将中美军事、政治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冷战思维中旧有的“非友即敌”两分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今的世界形势，美方也认可中国崛起在国际、地区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完全可以无须威胁对方而共同维护好各自重要国家利益”。两国通过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有助于提升在军事、政治关系等“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关系，双方愿意继续构建互信，提升合作层次，推动有关机制建设。
2.两国之间及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紧密对合作形成推动力
从中美两国经济依存度来看，两国的经济依存度处于历史高位。2001年“9·11”事件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加深了中美经济、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见表2和表3）。
表2 中美双边贸易数据（2001～2014年）
续表
表3 中美双边贸易状况分析
仅从衡量双边经济依存度三大指标（贸易、投资、金融）之一的双边贸易来看，过去14年里，中美双边贸易额从800亿美元激增至5500多亿美元，增加了近6倍，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从4%上升到约14%，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不到1%增长到逾3%；中美双边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逐步下降。由此可见，中美贸易相互依赖度颇高，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稳步下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在逐步增长。中国国家信息中心2015年1月报告也显示，2001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在逐渐下降，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出口贸易依存度持续升高，但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远高于美国的比重，证明中美均对国际贸易有所依赖，但中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高于美国。美国的经济稳步增长离不开中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更离不开美国。2014年，中国是美国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国，最重要的是投资及高科技来源，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中美深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建立双边合作的经济基础。
3.“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美合作“共建”，这成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亮点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清晰勾勒出“一带一路”推进实施路线图。安全是中国顺利实施倡议的基础。“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三大洲，东起太平洋畔的活跃东亚经济圈，西至大西洋岸边的发达欧洲经济圈，中国在实施此倡议中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风险与挑战，特别是海陆共同面对的恐怖主义风险，以及跨国犯罪、能源安全、环境污染等领域的风险。按照“场域安全”对非传统安全的“多源/元性”“外源性”“双源性”“内源性”分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均有涉及，包括“多源/元性”的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威胁，“外源性”的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及“颜色革命”威胁，“双源性”的能源安全、水资源分配与对抗威胁，以及“内源性”的食品安全、大气污染等威胁。
中国提出的开放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版图中暂时未覆盖美国在内的美洲地区，美国出于对该倡议的疑虑，目前仅表示谨慎观望态度。但中美利益的深度交织，以及美国在倡议所涉及的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等地均长期以来拥有重要的战略存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构想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受到美国的影响。中美在“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方面有着深厚的“共享安全”基础，需要中美合作“共建”，这成为双边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亮点：首先，保障重要的战略通道（SLOCs）安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太平洋、印度洋等区域，其中世界上最重要的10条战略通道中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多条海峡都在“一路”范围。其中东南亚地区的马六甲海峡被称为钳制亚太经济的“咽喉”通道，中日韩的战略物资绝大多数经由该通道。美国也高度重视马六甲海峡的安全问题，2005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戈曾专门抛出《区域海事安全倡议（RMSI）》，表示该海域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希望由美军介入该区域的安全建设。其次，“一路”倡议提出开展海洋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重点建设沿线枢纽港口、重点港口，推进码头、航道、集疏运道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港口为战略支点将各国港口城市和沿线经济带串起来，这与美国通过“集装箱安全倡议”等反恐措施提升全球港口安全，保障美国本土设施安全形成“共建”“共享”的广泛交集。最后，“共建”海运安全。“一路”航线繁多，航路漫长，如何保障海运安全不仅关系中国与相关参与国的经济利益与安全，也直接影响着全球航运安全和世界经贸形势。中美在亚丁湾的联合护航已经为今后在“一路”范围开展安全“共建”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享受到“共赢”成效。今后中美也可以统筹协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内反恐、反海盗等航行安全、海上搜救打捞和船舶污染防治等活动。
中美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涉及领域“共享”重要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美国智库认可“在这一地区，美中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稳定、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等诸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通过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会加强中美互信，“一旦美国政府真正了解‘一带一路’政策及其具体规划，美国未来不排除考虑加入并投资”，从而良性互动进一步加强“共建”，更好地落实有关倡议，这将成为中美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动力。
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合作与共同发展成为时代大趋势。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深度依赖、全球治理互有需求，面临日渐多元/多源、日益多发的共同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美间合作和竞争对抗因素将长期存在，甚至在一定时期或一定领域会出现剧烈波动，合作暂缓、中止甚至倒退，但总体而言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和矛盾，双方合作的意愿、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新的合作增长点也将不断迸发，“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论断也适用于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会深化合作、拓宽合作、提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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