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局局长、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5)主编郑国光11月20日在京表示，巴黎气候大会是迈向新时期国际气候治理的新起点。他说，气候变暖给全球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损失和风险与日俱增，而人类活动是当前气候变暖的主因。

　　2015年《联合国[微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巴黎召开。在出席当日召开的“2015年气候变化绿皮书发布会”时，郑国光说，巴黎气候大会是继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次重要的大会，将是国际气候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届时各国领导人将再次相聚共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期构建2020年后国际气候治理制度。

　　期待巴黎大会求同存异

　　绿皮书介绍，随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逐步形成共识，主动作为的政治意愿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在不断增强。目前已有约150个国家提交了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求同存异，促成巴黎大会达成共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

　　“2014年是有现代气象记录数据135年来最为炎热的一年，预计2015年可能成为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郑国光说。

　　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分工引起的产业转移，导致中低端制造业高排放产能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呈快速上升趋势。

　　“尽管如此，其历史排放格局总体未有大的变化。”郑国光说，在气候治理国际合作中，既要各国积极主动自主减排，为减缓全球变暖做出贡献，也要强调遵循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点即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并尽其相应的义务。

　　郑国光说，求同存异，促成巴黎大会达成共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巴黎气候协议不应只是一份减排协议，而应遵循全面、平衡地反映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行动和支持透明度等各个要素。

　　“正如中国与美国、印度、欧盟、巴西、法国等国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指出的，协议应该全面遵循公约的原则和规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发达国家要履行其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义务。”郑国光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在发布会上也表示，2015年是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截至2015年10月1日，147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也就是说，有大约四分之三的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80%以上。”李培林说，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各国携手开展行动已然成为主旋律，是大势所趋。

　　李培林说，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与美国、印度、欧盟、巴西、法国等国家发表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以及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按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等一系列行动和承诺，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开展气候治理行动的决心，更展现了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和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负责任的态度。

　　发达国家历史责任不变

　　中国社科院城环所研究员、皮书副主编陈迎在发布会上介绍，绿皮书一个主要的观点认为：尽管世界经贸、排放结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发达国家占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绝大部分份额、人均排放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以及控制国际金融、技术和标准等体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责任体系没有也不应该发生根本改变。

　　美国自然资源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发达国家(附件一国家)历史累积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排放的82%，这一比例在2011年虽然出现了明显下降，但仍然高达71%。

　　该研究所的另一组数据也显示，发达国家(OECD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一直保持在10吨左右，尽管自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其生产部门的碳排放，但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并未显著下降，从而使人均排放稳定在10吨左右，这也可能是在目前技术水平下，保证实现高品质生活所必需的碳排放量。同期，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仅2吨左右，2003年以来略有增长，2012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3.2吨，与发达国家尚存在巨大的差距。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CAIT数据库资料进行计算，发达国家(地区)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普遍很高，美国、英国、德国均超过人均1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分别为人均1159吨、1107吨、1208吨二氧化碳，加拿大808吨，欧盟27国人均647吨，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不超过100吨，中国104吨，处于发展中国家中间水平，印度仅29吨。气候变化是由历史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从各国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可以看出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历史责任的大小和对未来排放空间的需求。

　　陈迎说，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应该担负历史排放责任，并利用未来控制排放的优势，继续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排放发展。

　　中美合作应对举足轻重

　　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是最大的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中举足轻重。

　　绿皮书介绍，近些年，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2015年9月，第一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在美国洛杉矶成功举行，随后两国又发布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不断扩大两国在巴黎协议谈判关键问题上的共识，深化各层次各领域的双边务实合作，并宣布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

　　但绿皮书同时表示，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排放大国和小国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气候变化问题上利益诉求和格局开始产生演化。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发展需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尽快实现能源系统的转型，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

　　“加强中美的战略互信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基础。”绿皮书表示，现阶段，从传统的贸易问题到近来不断升温的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中美之间各种摩擦不断出现，对中美关系健康发展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绿皮书认为，中美亟须在更多的领域内寻求共识，而应对气候变化正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中美作为排放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有共同的关切和挑战，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有助于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进而推动国际秩序向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20日同期举行的“巴黎的新起点和新希望(18.99, 0.00, 0.00%)”高峰论坛上，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表示，今年全球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了自己的行动计划。用国家自主贡献“自下而上”的形式，来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预计在巴黎通过的协议是“无期限的”，比京都议定书要长久得多，也将为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发展创造空间。

　　“世界经济也在等待这份协议，需要打造一台新的发动机。”高风认为，绿色发展是中国积极主动地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措施。

　　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桢表示，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的过程中，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也要发展清洁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