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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精读 | 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7)
来源:皮书说  作者:本网转载    发布时间:2017-08-11

  近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北京-社会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北京市社会发展平稳,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治理水平提升;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巩固发展,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社会保险受惠人群扩大,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劳动关系进一步协调,制度和服务机制建设稳步推进。

  从一年来的社会发展来看,仍有诸多问题值得关注:房价上涨速度较快,由此引发的民生问题仍然很严峻;交通拥挤仍然是重要的社会议题,机动车摇号政策社会满意度不高;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新增就业需求压力仍然存在;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人群体的社会生活质量亟需提高;外来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家庭迁移形式值得关注,其社会服务需求满足仍有待改善;社区治理矛盾复杂,多方共治的格局还有待形成。

  适当增加居民收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鉴于北京市住房现有的价格水平,一般老百姓要想安居,无疑压力很大。2010年以来北京市为了稳定房屋价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政策手段是限购。不断提高的限购门槛对控制投机炒房者固然有一定的效果,不断提高的首付水平也尝试避免住房市场的金融风险,对稳定房价不能说没有贡献,但2016年房价暴涨,多少说明此类措施对控制房价效果不理想。而高企的房价对普通市民们的生活影响显而易见。按现有房价和收入水平,普通白领奋斗一生都无法在北京购买一套住房。高房价固然会起到一定的挤压人口的作用,对控制人口增长有一定效果,但是鉴于相当的流动人口并不以在北京拥有住房为流动目标,其效果也就相当有限。对于一般市民而言,住房需求如何获得满足则是相当严峻的问题。

  首先,适当提高劳动收入以适应当前房价。应适当增加劳动者收入,尤其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科研工作人员等吃“财政饭”人员的收入,以适应当前的住房价格水平。目前,大部分青年群体,尤其是新近落户北京的高校青年教师、科研事业单位人员、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等,工资水平一般较低,面对高企的房价生活压力很大。而这部分人群一般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且拥有北京市户口,是理论上的“北京人”,但是他们却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在北京的住房市场上为自己谋得安身之地。北京市财政收入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有条件依靠现有财政能力适当增加政府雇佣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其经济能力,以适应经济社会变化,应对生活挑战。

  其次,扩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提高社会受惠面。在现有的房价水平下,应探索住房市场分类管理措施,满足不同阶层群体住房需求。北京市现有的住房市场以商品房供应为主,政府保障类住房占比不大。为稳定一般民生,除了加大房屋价格干预力度、控制恶性上涨外,应采取更积极的举措满足一般民众的住房需求,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

  第三,科学规划保障房社区,避免出现社会生态单一的睡城。在保障房规划、建设过程中,应避免出现天通苑、回龙观等大体量单一居住型社区建设,因为此类社区因功能过于单一,往往形成大团块的睡城,给地区交通出行带来严峻压力,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在保障性住房的规划阶段还要考虑到不同收入、年龄段群体的社会匹配,以避免同质性群体过于集中。大量同质性人群集中居住,社会多样性降低,社会生态单一,不利于不同阶层群体的交流与互动,长期来看,容易产生社会失败情绪、降低社区社会活力,影响地区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

  促进农村产业升级,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首先,要正确认识现有城乡发展差距。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发展,逐步取代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城市居民,这既是产业间竞争、分配的结果,同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就产业间收入差异来说,不同产业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日本东京从事农业的居民收入也是最低的,只是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并没有达到北京这么高的差异水平而已。

  其次,积极探索农村地区产业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发展速度落后于城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社会事实。农业作为夕阳产业无法依靠自身的利润给农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促进农业地区居民增收,积极探索产业升级是必要手段。目前来看,北京市远郊地区以生态涵养为主要功能定位,不存在大规模发展第二产业的可能性,而探索服务城市居民的高端休闲服务业则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利用远郊地区相对优越的自然资源,通过有计划、高水平的创意开发,形成相对高端的休闲产品供给,既能满足城市居民的节假日休闲娱乐要求,也可提高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情况下,有望能取得城乡双赢的最佳发展效果。

  第三,增加政府在农村公共投入,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北京市城乡发展差距除了受产业间效率差异的影响、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自然过程外,还是一个相当时期政策选择的后果。在前城市化阶段执行的城乡梯度发展策略导致资源向城市集中和倾斜,这是当前城乡发展差距不能回避的历史原因。目前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地区公共设施与服务都比较落后,无论是满足当地人的需要还是适应高端休闲产业的发展都有相当距离,这个差距的弥合需要城市政府在通盘考虑之下以公共投资的形式完成。政府应大力加强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水平和质量,为发展有吸引力的休闲产业创造基础性条件。

  积极创新就业机会,确保城市稳定与活力

  随着非首都功能的外移、低端批发市场的整治、临街“开墙打洞”小商业的治理,北京市低端就业市场空间被逐步压缩,城市服务业发展也迎来升级机遇。新增就业人口如何配置到城市各行各业之中需要依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同时也为城市产业规划带来挑战。北京的城市定位中不再以经济中心为发展目标,科技创新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成长领域。未来北京市产业升级、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仍会带来相当的就业机会。

  首先,促进信息、金融、会展等产业发展,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符合北京市长期发展规划和城市定位的会展业、金融业、信息产业都有很好的创造就业的潜力,这些领域仍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与东京等公认的世界城市比较而言,北京市相关领域的就业容量仍有较大的空间,可望吸纳一定的就业人口。

  其次,适应新生社会需求领域,积极引导就业。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职业需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二胎儿童生育比例的提高,养老服务、儿童服务行业会有更多的就业需求。这些行业的人才会逐渐成为职业市场的新宠。

  第三,鼓励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技术更新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一些新的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比如快递人员、快车专车司机等,能够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

  在以上这些领域里,为满足就业需求需要做好人才培养和储备。从全国来看,熟练的技术工人不能满足制造业的需求,同样的,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高端服务业人才也有广阔的就业空间。北京市应该积极利用自己丰厚的教育培训资源,为高端服务业提供人才储备。

  提高社区治理精度和效率,开创协商共治局面

  首先,分类治理提高治理靶向性。社区问题的系统治理是最终目标,但当前的选择应该是分类治理。社区问题有共同的、共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对社区治理问题认识的基础,但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社区面对的具体问题会有所差异。分类治理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分类治理能有效提高资源资源投入的治理效果。受社会总体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任何地区的社区治理资源投放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同类型社区在同一历史时期面对的治理问题轻重缓急有所不同。社区治理最终要满足的是社区居民的需要,把资源投入到社区最迫切的需要中会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其次,分类治理能做到对症下药,增强治理的针对性。第三,分类治理能提高政策的效度。涵盖各种类型社区的普遍性政策往往更重视共性而忽视不同社区的个性,从而模糊治理目标。分类治理政策能提高政策的精度。

  其次,重点治理治理提高资源效率。社区由不同的人口构成,对人之需求的关切是治理的目的,也是治理的重要手段。针对社区主要群体的需求进行重点治理能做到事半功倍,以重点人群治理带动社区整体的提升。外来人口、老年人口和残疾人人口是对公共治理依赖较大的人群,他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决定社区治理的最终成败,他们的满意度将决定社区最终的满意度,由木桶效应可知,针对重点人群的“短板”进行治理才能提高社区总体的治理满意度水平。重点人群的治理社会效果好,有利于调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争取社会支持。老年群体、残疾人群体等重点群体的需求都涉及到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老年人群体,几乎涉及每个家庭,对这些群体的治理容易调动居民的参与意识,营造共同治理的社会氛围。

  第三,本地治理提高社区治理的参与度和精确度。本地人最了解本地需求。在倡导国家治理之际,本地治理力量的有效行动和参与能校正治理手段选择,提高治理精度。本地治理也容易形成长效机制。本地人的参与能有效形成监督氛围,既可以维持治理目标不变形,也容易开启社会动员,更新参与力量,保持治理长效。本地治理还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共同治理、协商共治,只有本地人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治理目标的设定、治理资源的投放、治理过程的监督都有了可靠的保证,并能在社会参与的氛围下改善社会整合力度,促进社会团结,提高社会凝聚力,促进协商共治局面形成。

  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城市社会的特点而转型,即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北京市已经是一个超特大型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现代“城市社会”具有与传统“乡村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机制。具体分析,北京市的生产方式以工业特别是服务业为主,中产阶层由此兴起和壮大,孕育出现代性价值观;都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都市文化、都市精神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市场化的推进造成了庞大和多样的市场主体,改变了传统的资源结构和机会结构,建立了市场规则、孕育了市场价值;行业、产业的多样化促使分工复杂化和职业多样化,不同职业群体逐渐成型,各群体因为处境和地位的不同而提出显著不同的社会诉求。城市转型引发了社会关系的十分复杂的调整,使“城市社会”中存在较乡村社会远为复杂和特殊的“城市型社会矛盾”,包括都市聚集性矛盾、都市空间性矛盾、市场交易性矛盾、专业服务性矛盾和科学技术风险等。“城市社会”的特征使传统性“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不再适用,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城市社会的特点而转型,即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16年本市劳动关系呈现出面上总体稳定、政策影响引发劳动关系不稳定、具体问题复杂多变等基本态势。

  2016年本市劳动关系继续保持总体稳定,但受经济下行、传统产业疏解、新兴业态用工方式多元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二孩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工资提升空间不足;部分职工下岗失业,再就业压力较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能过剩化解对职工队伍产生较大影响;全面二胎背景下,女职工权益维护面临新挑战;“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劳动用工亟待规范;集体劳动争议上升明显。2017年首都政治活动密集,全市劳动关系更为敏感,要用好用足职工分流安置各项优惠政策,加强对外迁职工的维权和服务,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和劳动关系协调保障机制。

14. 6%的流动人口已经在北京购买了住房,流动年限、职业状况、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流动人口购房行为的四个主要因素,当前迫切需要促进公租房和私租房两个住房租赁市场的合理发展,以适应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居住要求。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4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蓝皮书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购房状况和影响流动人口在京买房的诸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4.6%的流动人口已经在北京购买了住房,对北京住房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流动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明显,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流动年限、职业状况都对住房购买有显著影响。其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购房行为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外企、国企和事业单位流动人口是购房比例最高;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购买住房;城镇户籍人口是农村户籍买房几率的6倍;已婚群体比未婚群体可能已经购房;来京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购买住房的可能性越高;此外,雇主和有住房公积金的人购房的可能性更高。最后,作者提出,流动人口购房对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主体之一,其中,租赁市场的缺陷也是导致流动人口购买住房的重要因素。北京需要积极稳妥的发展住房买卖和住房租赁两个市场,增加住宅用地和楼市的供给量,缓解供需矛盾。促进公租房和私租房两个住房租赁市场的合理发展,以适应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居住要求。

  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推动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探索是北京社会建设和治理工作的独特贡献。自2010年起,启动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每年1亿元左右,2010~2015年,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投入4.011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2732个,撬动配套资金4.34亿元,参与社会组织51474家,覆盖人群2507.21万人次。主要成效包括提升了社会公共服务专业化水平、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社会建设发展等,特别是通过让枢纽型社会组织成为所联系社会组织监管、评估的主责单位,为其联系本领域本系统社会组织、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提供有力抓手,有效推动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目前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存在三方面突出的问题

  1)目前购买的大多属于新增服务项目,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相关的服务,像行业管理类的标准制定、资格认证、职称评审、统计评比等具体事务性工作,目前还未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接;

  2)现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分散在政府相关部门,缺乏统一综合平台和统一规范管理,不利于提高管理水平和规范化程度,以及深化支撑服务,也为多头套取资金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3)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预算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对购买服务项目的财务管理与事业单位无异,还采用成本核算的办法,社会组织无法从承接项目获取资金自主支配权,也不能支付员工的工资。

  老年教育应以社区为资源整合平台,并与自我服务、社区公益结合起来

  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城乡社区中的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教育的改革发展远远落后于老龄化的发展。当前北京市老年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1)管理碎片化,老龄委、老干部管理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都管,条块分割,权责不清;

  2)资源供小于求,在公私、城乡之间分布不平衡等问题;

  3)教育内容单调,只顾显性需求(闲暇教育),不开发隐形需求课程(信息技术、卫生保健)。

  对策: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相关老年教育资源,缓解管理碎片化、教育内容开发不丰富、资源分布不平衡等问题,同时把老年教育与老年人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北京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存在明显的“二元性”,相比习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的要求和市委“建设健康中国的首善之区”的目标落差很大

  流动人口的卫生与健康往往是发达城市和地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短板,而妇幼保健则是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最主要的内容。比较数据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卫生健康服务存在明显的“二元性”。

  (1)低水平的“一元”:社区日常卫生保健服务

  相比于本市户籍人口和其他省市流动人口,北京市流动人口妇幼保健服务水平有明显差距,如孕产妇保健服务相关数据,北京的水平只有上海的一半左右。

  流动儿童保健手册建册率:多年来全市各区都徘徊在50%以下,部分区只有30%多,与之相比,户籍儿童建册率很早就在90%以上了。

  (2)高水平的“一元”:运动式的儿童疫苗接种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北京市早在2006年流动儿童5疫苗接种率就达到了91.4%,而且此后仍在提高,稳定在95%以上。自2000年起,北京市每年的3、4月份,在全市范围统一开展学龄前流动儿童选择性补充免疫活动。不仅要动员卫生部门和机构的人员,还需要把街、镇政府和村、居委会相当一部分干部动员起来参与摸底和通知。

  改变流动人口“二元性”的政策建议

  由于已经形成固化的二元格局和工作模式,要改变现状,不能仅将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当作一项工作任务推行,而是要从转换工作模式的高度,有效调整资源分配机制和工作激励机制。建议:

  (1)硬性规定今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的增长部分完全用于加强流动人口的卫生公共服务,从资源投入上扭转不重视流动人口服务的旧有工作模式;

  (2)对基本卫生公共服务工作进行明确的分类考核与激励,打破以往的“收支两条线”或者简单的“购买服务模式”(受制于服务定价问题,倾向于诊疗服务)造成的激励不足和激励偏差:对于外部性比较明显、受益者很难精确辨别的服务,仍然按照服务人口数进行经费匹配,而对于建立健康档案、开展访视和健康检查等外部性较小的服务,按照有效完成的服务量进行经费匹配和收入激励。

  缺乏正确的法律定位是社会企业运行存在的根本问题

  社会企业是指登记注册为社会组织等,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公益目标而引入市场机制,成为有一定市场经营能力的社会组织。

  目前,社会企业或者登记为工商企业而缺乏税收优惠,或者登记为非营利组织而无法参与市场经营。社会组织双重管理或依企业缴纳税收等部门规定阻碍了社会企业成长。应该开拓社会企业参与民生建设的新思路,加快社会企业的专门立法,确立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逐步将当前社会企业“出资人所有”和“准政府所有”的所有权性质,转变为“社会所有”或“社会企业成员所有”。

  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与学历层次负相关

  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中,专科毕业生占25.9%,远高于专科毕业生在全体毕业生中的比例15.7%;本科毕业生占56.5%,略高于本科毕业生在全体毕业生中的比例51.6%;硕士毕业生占15.7%,而全体毕业生中硕士生占26.9%;博士毕业生占1.8%,而全体毕业生中博士生占5.8%。

  环境污染和高房价带来人才流失风险

  中关村2015年科技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3.1%,而2016年从2015年的54.8万人增长到57.4万人,仅增长4.7%。吸引优质人才的关键在提供丰富、多元的就业岗位,同时生活成本可控,基本生活服务可得。而房价高涨、空气污染等对吸引和留住人才相当不利,一定程度上诱发人才流失到国内其他城市及海外。

  在当今社会,人才流动性强,高层次人才不仅面对中国其他城市的就业选择,同时还享有海外各国的工作和移民机遇,如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环境,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十分深远。要评估就业机会、房价对就业人口就业意愿的影响,通过抑制投机性消费、规范租房市场、健全公共租赁租房和人才住房的供给和管理机制、改善交通等举措降低就业人口的居住、出行成本。

  小学生家长择校信息获取存在明显的非正式化和阶层不平等

  (1)非正式化。从“同学、朋友”那里获取信息的家长占到了被调查家长总人数的64.77%,其他获取择校信息的渠道,被选择的比例都不到一半。最相信学校信息的比例仅为9.69%。

  (2)阶层不平等。各类学历的家长都最相信官方的政策文件,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家长中分别只有34.4%和31.52%的人选择最相信这一渠道的信息,约为1/3的比例;而本科、专科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选择最相信官方政策文件的比例分别达到了48.87%、49.68%、49.55%,为近1/2的比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家长选择最相信的信息渠道为“同学、朋友、同事”的比例分别为30.98%和30.43%。

  (3)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家长择校方面,应该由“禁止”转向“疏导”的解决思路。第一,建立类似于企业里的“产品发布会”,不仅向公众介绍指导性政策,而且介绍操作性细则;第二,提供类似于企业“客服”的众多咨询通道。现在虽然也有,但一定程度上有形同虚设之名;第三,提供信息“上门”。如同企业做宣传,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也要将有关信息送到家长那里。

  对单位制社区进行物业化改造是北京市单位制社区管理创新的一个核心任务。

  研究者白明泽、晋军指出,对单位制社区进行物业化改造,是试图将单位后勤负责的传统物业服务方式转变为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将单位配置物业服务资源转变为市场配置物业服务资源。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现阶段,北京市单位制社区物业化改造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在物业费大幅上升的同时,单位提供现金补贴,从而将居民实际缴纳的物业费基本保持在改造之前的水平。物业化改造的这一思路,是希望通过现金补贴这一经济激励来减少改造初期居民的不满,同时逐渐培养居民对市场化物业服务的接受程度。研究者建议:第一,推动单位制社区的物业化改造,可以“攻心为上”,即通过改变居民的单位身份认同,将其从物业服务市场上的依赖单位的单位人变成独立自主的社会人。第二,推动单位制社区的物业化改造,可以“明补改暗补”,即从原来的直接发放到居民个人账户的明补方式,改变为直接转账给物业公司的暗补方式。

  北京市城镇社区居民对自治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主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居民参与城镇社区建设与居民自治提供的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

  课题组对北京市某区5个街道,15个镇,171个社区居委会,72个村民委员会进行了普查,并采用配额抽样问卷调查了2228名居民。调查结果显示:65%的居民认为城镇社区建设与居民治理与本人关系密切;72.3%的居民对居民自治的权利的来源认识较正确;对居民自治权利的认识正确或比较正确;对居民委员会与各级组织关系的认识存在偏颇;对居民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的认识也需要澄清;对社区(村)干部和居委会(村)工作情况的了解程度需要提升;居民代表、居民小组长的产生主要由居民推举,但参与比例不高;居民参与城镇社区建设与居民治理形式丰富多样,但居民参与比例不到80%;上级部门及社区居委会为居民参与积极创造条件,但仍有部分社区为居民参与建设的软硬件不够;社区居民主要关注的社区问题是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和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城市社区建设和居民自治的发展应着眼于解决资金的筹集、公共服务的缺乏、分配的任务太多等问题。

  推进城镇社区治理,必须进一步提高居民认识,同时,政府部门应为居民参与城镇社区建设与居民自治提供的条件。

  研究者指出,推进城镇社区建设与居民自治,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思想意识,改变社区居民的观念。同时,政府部门应为居民参与城镇社区建设与居民自治提供的条件。实现社区共治,就是通过整合行政、市场和民间社会资源和力量,重构部门间的治理结构,重构利益协调机制和行动整合机制,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的“共同负责”的运行模式。

  棚户区改造对促进北京城市发展,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具有重要意义,实际工作中应做到公开透明。

  研究者在梳理北京危旧房改造的政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北京南城一老旧住宅区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家庭收入来源单一,收入低;住房面积小、建筑质量差;对棚改政策的认知度低;渴望尽早启动棚改,心态急切,期待回迁比例高;补偿诉求多考虑家庭实际需求。研究者建议:第一,在棚改中,要创新公众参与模式,做到公开公正透明;第二,要注意制度创新和政策衔接;第三,征收改建工作着眼长远,关注细节;第四,实施过程中需做好风险评估及应对预案。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截至2016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社会组织有5700余家。近年来,朝阳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枢纽型、协会类、社区类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步伐加快。总体而言,朝阳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具有以下特点:全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布局合理,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发展较迅速,社会组织党组织作用逐步显现。朝阳区社会组织党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引导了社会服务管理;二是加强了社会组织管理;三是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四是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研究者建议:可以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常态化建设、区域化统筹、多元化保障和规范化运行等措施,推动实现社会组织党组织的组织覆盖、工作覆盖、服务覆盖和管理覆盖。

 

  公众对于小客车限购政策的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受到收入、职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小客车限购政策还需从政策的公平性与效率性两方面进一步完善.

  蓝皮书基于对北京市3000多名小客车摇号申请者的问卷调查,对公众对于现行限购政策的评价及政策完善取向的态度进行了调查研究。

  观点1:

  从对限购政策的评价来看,1)不同收入群体对现行限购政策的评价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5万以下和5-10万组别人群心理上更偏向于资源的公平分配,50万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则由于其能够选择多样化的出行方式而评价也较高,10万-50万中等收入人群由于刚需长期得不到满足而评价则最低;2)不同职业群体受到出行需求等因素影响,突出表现为农业劳动者较之其他职业群体对限购政策最认同;3)由于城区居民跨区流动频繁,出行密度远大于郊区,因而不同区县公众对限购政策的评价呈现出“郊区高,城区低”的特征;4)不同家庭成员参与摇号申请人数越多,相对剥夺感越强,总体上对政策的评价越低。

  观点2:

  从对“取消限购,征收交通拥堵费”这一政策设计的评价来看,有近4成被调查者支持这一做法,有近5成被调查者表示反对,还有1成多持中立态度。比较其他调控政策而言,公众对于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接受态度要相对较高,尤其是高收入者更倾向于接受

  基于上述调查数据,蓝皮书提出应明确抑制机动车过快增长是手段,不是目标的认识,并重新界定政策的公平性;与此同时明确小客车总量调控的突破点,例如,可以推进郊区车牌、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小客车指标等等。

  在对产业、人口等进行疏解的背景下,北京社会建设需要解决7大方面的社会问题。

  蓝皮书基于地域区域、社会群体及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老旧小区管理、社区社会组织、低保边缘群体等7方面问题。从地域区域的视角来看,北京城市发展还存在老旧小区问题、社区社会组织问题等。例如居民需求多样却得不到满足、社会组织依附性强、内生长力不足等等。对此,需要政府主导,动员多方参与,有序推动老旧小区整治建设,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扶持管理体系,并整合多方资源来推动组织持续发展;从社会群体的视角来看,经济社会分化使得群体之间差距不断扩大,产业及人口疏解会使得更多的弱势人口受到影响,其从城市核心区迁移到城市的外围区域可能会加大“三不管”群体的数量规模;产业、人口外迁,非正规就业机会的减少。低保边缘群体生活在贫困边缘,失独群体家庭经济及生活困难、医疗及养老保障难、心理及精神的打击沉痛,等等。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管理、社会保障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当前人们之间的邻里关系疏离、业主和物业关系紧张,从而成为需要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两类问题大多会在中高档社区出现,伴随产业人口疏解,城市核心区向中高端的发展,可以通过引导和谐邻里关系的构建以及搭建业主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平台等予以应对。

  北京市公共空间社会问题不仅反映在空间表象维度上,也反映在社会结构分化,社会矛盾叠加的纵向维度上。

  蓝皮书通过实地调查揭示了北京市公共空间社会问题的新特点和新问题。

  北京市公共空间分布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由于社区公共空间资源有限,商业摊点、农贸市场、街头摊贩、私家车无序停放挤占公共空间以及城市核心区活动场所匮乏等问题日益突出;二是公共安全存在隐患、公共空间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加剧:具体表现为各种社会矛盾与利益主体的关联性日益紧密、围绕公共空间资源的竞争呈现白热化趋势、矛盾纠纷诉求的利益化、公共空间社会治理滞后等。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缺乏依法治理依据,由于城管、公安、卫生部门依据各自法规执法,缺乏统筹协调;二是公共产品匮乏,资源配置不均衡群众缺乏表达渠道,许多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三是居民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不足,参与主体范围狭窄,主要集中于老人、女性、退休和失业人员、贫困户和部分温饱家庭。针对上述问题,作者提出:一要创新公共空间社会治理方法;二要在现有“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基础上加载公共空间治理内容,形成公共空间治理与常态管理协调统筹的格局;三是以问题为导向制定公共空间治理策略和治理方案,合理配置公共空间治理资源;四是提高社会服务专业化水平、完善基层管理人员的责任机制和监督运行机制。

  根据外来人口的就业状况准确评估其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就业功能,能够促进北京城市稳定有序的发展。

  观点1:

  1)近距离跨省流动的青壮年逐渐成为外来人口主力;

  2)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外来人口学历分布呈现结构性特征,即:在性别层面,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和大专以上的男型比例(27.2%)显著高于女性比例(16.1%);在年龄层面体现为年龄越小,高学历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在户籍类型层面则表现为外来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业人口比例。

  3)受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外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形式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外来人口家庭规模为两人及以下的比例由2005年的39.1%升为2013年的54.2%;二是家庭结构核心化,城市中外来人口家庭中孩子的缺位也可能使得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得到强调;三是家庭居住形式多元化,夫妻共同居住、单人居住、夫妻携子女居住是最为普遍的居住形式,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外来人口和父母(岳父母、公婆)、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居住。

  观点2:外来人口的就业领域以商业服务业为主,就业相对中低端;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月结余存在年龄上的差异;劳动保障缺乏,社会保险参保率低;主要就业于城乡结合部及其邻近周边地区,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来京工作主要为实现向上流动,多依靠非正式关系;定居意愿存在新老代际差异,老一代更期望于就业稳定。

  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面临四重困境制约

  蓝皮书指出,目前,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还存在如下问题:政府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体制改革滞后、住宅所有权人——业主群体主体性不强、物业服务企业越轨问题比较突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性差等。基于此,李晓壮副研究员提出一下对策建议:一是从管理体制、住房体制、法律法规层面完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的纵向维度,以增强不同层级政策之间的统一性、配套性;二是从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居委会等主体的定位上完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的横向维度;三是从业主委员会、维修资金使用、产权归属、经营收益分配等方面完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的过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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