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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外贸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来源:皮书数据库 作者:韩玉军 阮文静 发布时间:2018-05-30
(一)外贸实现创新驱动的宏观策略
    学者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马相东等(2015)从宏观视角和战略层面分析了全球贸易“新常态”具有四大特征,即增长速度保持中低速、区域内贸易驱动常态化、格局调整呈现“南升北降”、全球价值链继续收缩与重构。但中国对外贸易仍面临“危中之机”,因此,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向全球价值链附加值高端升级,加快培育出口产品国际竞争新优势。周柯等(2016)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够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环保标准,加速成果转化并形成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产品与服务,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我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促进经济和贸易的持续增长。美国耶鲁大学教授Hibert(2015)指出,推进技术成果转让是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途径,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推动科研机构、大企业的研究成果向创业公司转移。蔡瑞林等(2014)指出中国制造业应通过低成本创新以实现高端化发展。他们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低成本创新的理论模型,包括技术创新、设计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四个方向,结果表明,低成本创新驱动发展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整合技术、设计、市场、组织四方面管理要素,二是高效利用创新资源,在财务绩效、时间绩效等创新方面延续低成本优势。
(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万众创新的政策保障
    为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万众创新政策实施,学者从金融、财政、税收、人才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张克中(2015)梳理了我国现行的促进创新创业的税收政策,发现与国外税收政策相比,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发达国家对企业投资新设备、新资产和无形资产给予税收减免,引导天使投资、长期投资,使用投资收益进行再次投资。虽然我国已有大量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但缺乏从初创、发展到成熟整个生命周期的系统完善支持政策,并没有降低创新企业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应针对创新的整个生命周期,优化税收优惠体系。出台相应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加强对创新型企业和人才的吸引力(周永涛等,2012)。罗天舒(2015)指出,为了降低企业创新风险,需要实行投资抵免、税收减免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进一步增强初创期、成长期企业的创新能力。对于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征所得税,对于具有重大经济带动作用的集成电路产业,以及先进的技术外包服务业,可以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设置优惠政策。此外,作者还就鼓励研发经费投入、鼓励研发设备投资、鼓励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研人员创业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另有学者认为,政府资金引导和金融支持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创新驱动的重要因素。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对于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带动和引领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自然资源消耗少、增长潜力大、经济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有利于产业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存在不确定性、高波动性,并且技术生命周期一般较短,因此创新面临较大资金压力和激烈竞争。Wu(2012)认为,产业竞争程度是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产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强。在创新过程中,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各部门政策支持、金融机构资金扶持等将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曹兴,2014)。陈等(Chen,2013)指出在企业创新活动中,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于企业投资创新型项目会产生积极影响。
    范云鹏(2016)对山西省2015年煤炭、纺织、制药、钢铁、食品五大行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创新政策对万众创新影响的模型,并采用回归方程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供给政策、需求政策、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创新政策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动机和创新行为,其中,环境政策的影响作用最大。在影响机制上,一方面,创新政策对于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了积极的直接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企业科研投入以及非研发投入产生了间接影响。据此,作者提出,运用财税金融政策完善供给政策,营造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构建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和外贸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在技术支持方面,应大力推进技术平台建设,加强政策信息、政府采购信息、获得项目资格条件等信息发布,为全省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黄宁燕等(2013)认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的顶层制度设计。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市场的边界和职能,能够为创新驱动提供保障和动力(陶一桃,2014;钱箭星,2015)。郝璐等(2015)通过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反思,从对外贸易的制度因素角度分析后发现,在对外贸易制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更多。制度创新是加快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创新战略应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调整我国对外贸易制度,有序推进与国际市场贸易制度接轨。同时,要转变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引导企业出口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李华琴(2015)也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贸易发展、人才培养、政府扶持等方面的制度尚不适应大众创业的要求,通过构建创新制度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是大众创业创新制度完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她提出,政府要塑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强创业知识产权保护等建议。徐元(2013)认为新形势下,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应该结合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三方面进行改革,将制度创新纳入战略框架之中。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为外贸企业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其次,完善外贸领域相关法律制度,为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提供法律支撑。最后,通过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激励,加速企业自主创新。
(四)知识产权保护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健全知识产权制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4年世界第一,有效商标保有量已连续13年世界第一,然而我国专有权利使用费、特许费等知识产权国际技术服务贸易逆差逐年增大,据世贸组织2012年发布的数据,我国知识产权贸易额仅占美国的0.75%。这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应特别注重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马一德(2013)指出,知识产权制度将为创新驱动发展奠定基础,国家应在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司法审判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邵樟培(2014)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有效保护创新成果,还要鼓励绿色创新,不能盲目对与绿色发展相悖的创新或专利进行保护。除此以外,不能忽视创新创业文化的重要作用。胡钰(2013)指出,创新动力不足、创新风险太大、创新能力有限以及创新融资太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企业创新,使创新主体不想创新、不敢创新、不会创新、不能创新。因此,他提出,要建立文化促进创新机制,筑牢创新文化基石,大力弘扬创业文化、创新文化、合作文化、信用文化和开放文化,激发大众创新的活力。
(五)发挥企业外贸转型升级和创新主体作用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学者从推动企业创新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路甬祥(2014)指出,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此外,知识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也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余淼杰等(2016)认为我国应对内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潜能,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源从产能过剩行业向新兴和高附加值行业转移,从低效的国有企业向活力更强、赢利能力更强的中小企业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提质增效。以对外开放提高研发创新的规模效益。通过贸易自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我国贸易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逐步扩大,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创新研发的单位产出成本,进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
    影响创新、创业的因素有很多,但核心因素是人,关键是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洪银兴,2013)。推动创新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创新,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创业创新基因。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创新,要大力推动创业企业发展,强化企业作为创新发动机的作用(王昌林,2015)。高波(2011)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驱动的主体作用,营造促使企业家精神成长的经济、政治、社会、知识和文化环境。
    综上所述,学者大多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和宏观层面对两大战略的影响、对策进行了研究,较少学者从实证分析角度进行研究,更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针对评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大众创新战略实施成效的关键指标、评估体系缺乏深入研究。市场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以及政府部门在出台支持政策时,缺少较为客观、准确的标准,难以把握投资额度和政策刺激力度。同时,学者研究往往着眼于国家层面和政策,但由于各地发展不均衡、企业需求多样化,全国统一的政策效果将会递减,所以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因企施策。这里“因企施策”并不代表针对每一家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而是要针对不同行业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保证精准施策。这就需要从中观行业、微观企业以及不同地域层面多做研究,尤其是结合地域、行业、企业类型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