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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们通过比较不同阶层间资本的分配方式、个体资本积累及获得方式来解释个体间学业成就及职业成就的差异。社会资本的不足说明受制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个体无法像中产阶层一样获得高质量的资源。文化资本视角则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父母学历、口音及个人秉性之类的文化资本都可以给个人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为社会再生产创造条件。

　　早在20世纪初，Alfred Marshall就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除了普遍希望为子女们留下一些物质资产外，更注重培养子女的文化习惯及思维方式，以增强他们未来的社会竞争力，这是文化资本作用于中产阶级家庭教养方式的最早阐述。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源起于Max Weber，并被Bourdieu进一步阐述。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具备社会阶级属性，中产阶级成员能够创造特定的文化特征，从而为个人创造一定的社会利益。与此同时，认为文化特征在某个团体内部传递，帮助团体维持其社会地位及优势。

　　Bourdieu同时揭示了在微观层面上阶级文化及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缔造及再生产的。他引入了三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以及资本。场域指代一切结构化了的社会环境。在Bourdieu的解释系统中，社会由各个层次的场域构成，如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每个场域有其固有的制约性规则，约束社会个体的社会化活动。惯习这个概念被用来解释个人接受并遵守社会规章的过程及方式。惯习是由个人在成长及教育中所习得的各类性格所构成的一个系统组合。除此之外，个人对于各类资源的获得能力也可以作为惯习中的一部分。Bourdieu在对文化资本内涵的探讨中，认为惯习与场域的影响无处不在。例如，Bourdieu在对法国教育的考察中，指出学校与学校职员代表和传播中产阶级的思想，来自中产阶层的学生们会在学校的环境中感觉更轻松，他们能够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中产阶级学生们对学校学习方式与内容的熟悉感与轻松感就来自他们自小在中产阶级环境中成长所获得的惯习。而学校教育这一特定场域所通行的教学方式和行为准则与中产阶级学生所标榜的文化行为相吻合。在法国教育这一场域里，中产阶级学生的惯习与文化资本共同决定了中产阶级学生在学校的优势地位。

　　文化资本又被进一步划分为物化的文化资本、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这三类文化资本被普遍理解为文化产品、文化能力与文凭。文化产品指代书、乐器等。文化能力指代语言表达、艺术欣赏等能力。文凭指代社会个体从高等院校获取的学习资格认可文书。这三类文化资本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即文化能力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得最为广泛。例如，Bourdieu认为，阅读、去戏院听戏、听音乐会或参观博物馆这样的文化行为与教育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这些文化行为从较高阶层的文化惯习中养成，而这些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在法国的教育系统中，学校认为每个社会个体都具备与主流社会相近或相似的文化能力，因为在学校教学中传播主流阶层的文化符号与习俗，强调中产阶级所熟悉的文化能力表达。由于中产阶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频繁地参加参观画廊、博物馆等文化活动，他们对主流文化符号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是其他学生所无法获取的。

　　Bourdieu也十分强调语言表达能力作为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语言表达能力是学校学生与老师交流的重要载体。学校里使用的交流系统倾向于中产阶级的语音符号与语言系统，这让非中产阶级的学生无论从发音习惯还是表达方式上都感觉十分陌生。即使同样在大学学习中，哲学老师能从学生的学期作业中很快分辨出哪个学生来自城郊洗衣店家庭，哪个学生的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同样的，在口试中，口试官几乎是不自觉地从几句话中简单分辨出不同的学生阶层，因为中产阶级学生语言表达极为自信而流畅，这是他们非常习惯与自然的说话方式。在实证研究中，文化资本被解释为家庭藏书量大小、参观博物馆的频率、对书本内容的探讨、儿童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阅读的习惯等变量中，学者们用这些变量解释文化资本与学生入学以及学业成就的关系。而较少研究直接指向文化资本与学生就业之间的关联。

　　Lareau发展了Bourdieu对于文化资本的解释，在她的研究中，她侧重分析家庭养成与学生学业成就的关系。Lareau认为，相较于弱势阶层而言，中产阶级的家庭教养目标更为明确，方式也更为具体。中产阶级家庭教育中以各种方式突出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与表达能力，而工人阶级的家庭采取顺其自然的教育主张培养下一代。在不同的家庭教育培养方式下，中产阶级的孩子往往在学校学习、社会活动中更具竞争力。

　　在中国，文化资本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远不及社会资本，学者们更多的是讨论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例如，郭丛斌和闵维方基于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全国统计数据，发现拥有更多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富裕家庭的子女更易进入大学学习。文化资本也被用来探讨贫困大学生的大学生活适应问题，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由于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能力等文化资本，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常常在自卑中度过大学生活。也有文献谈及文化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及就业能力的关系，如岳昌君在其研究中使用大学毕业生的党员身份、学生干部身份、英语语言能力等文化资本变量。基于2011年来自全国各地30所大学的学生数据，作者指出，女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非党员、非学生干部和英语表达能力欠缺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中处于劣势。但更多其他文献仅仅限于浅显的理论讨论，也缺乏实证数据和科学论据的支撑，此处不足以列举。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讨论文化资本、家庭教养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刘電在她的研究中沿用Bourdieu关于文化资本的解释视角，分析文化资本在大学生求职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大学生在家庭所获取的文化经验，能够影响其生命历程中的行动策略及行为结果，也就是他们的求职行为和求职结果。通过历时半年对两所大学的毕业生的跟踪采访，作者指出，城市中产阶级学生在就业市场方面的优势由其家庭社交网络所衍生的优势就业信息及其家长在学生工作找寻过程中的强势干预共同决定。具体而言：第一，早期家庭教育中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求职具有积极影响；第二，在大学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城市家长的强烈干预对学生求职具有积极影响。城市家长在其子女求职过程中始终监督其求职行为，在子女与其意见相左时，甚至采取较为强势的态度予以矫正。

——摘自《澳门城市研究（2018年第1辑 总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