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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新就业形态发展存在的问题

　　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促进脱贫、消费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新就业形态领域最突出的就是劳动者法律保障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规范新就业形态的法律制度缺失

　　一是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平台方劳动关系不明确。新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就业中雇主或企业作为用人主体的模式,增加了界定此类劳动关系的难度。由于从业者与平台方劳动关系不明确,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在处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平台之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与网络消费者之间的争议或纠纷时,缺乏法律法规参照标准。

　　二是平台方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缺乏。案例一:某市的董先生经营的饭馆于2020年10月入驻外卖平台,2021年5月,董先生发现在平台产生的外卖收入无法提现,找到平台方时,发现其已停业。6月,董先生找到平台方负责人,对方称平台经营困难,经双方协商,董先生可在该公司平台无偿购物。但董先生在指定平台上购物时,却始终无法下单。10月,董先生来到该公司,发现公司已经关门停业。

　　(二)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缺乏法律支持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最低工资、加班工资、最高工时等权益要求得不到平台运营企业的保障。许多平台缺乏固定工作时长的规定,据调查,许多从业人员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超长的工作时间严重影响了从业者的健康。平台方一般采取“多劳多得”的计薪模式,例如,外卖订餐平台设计了严格的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接单数和工作表现来确定奖励和收入等级。平台方通过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控制了骑手的接单量、骑行距离及好评排名等,骑手为了实现升级奖励目标,每天超负荷工作,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

　　此外,新就业形态中很多属高风险职业,如快递员、骑手、闪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常年在户外工作,交通事故频发,工伤概率高,职业风险大。从业人员和平台方劳动关系不明确,导致从业者工伤事故认定困难,职业安全权益得不到保障。案例二:2018年5月24日中午,骑手鱼某在某市某小区送餐时,与一辆大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裁定,在这起事故过程中,大车司机和鱼某负同等责任。鱼某父亲找到儿子签订的两份“零工”合同,希望公司将儿子的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事故,但鱼某派发最后一笔订单的平台只拿来1万元的医药费,因为鱼某当时签订的只是“劳务协议”“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公司以没有鱼某这个人拒绝了父亲的理赔要求。这个案例中,鱼某仅与这些公司建立了劳务关系,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

　　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还不完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可以和城乡居民一样自主缴纳养老保险,但参保率低。一方面,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工作流动性、临时性突出,另一方面平台方和从业人员劳动关系模糊,没有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的法律义务。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从业者参保率。据了解,多数外卖骑手属于“众包”,即多数是兼职外卖送餐,他们

　　参与平台配送,按下单数量赚钱,自配保险。他们与平台的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平台方不负责意外保险。据人社部调查统计,2018年,我国43%的个人网店店主、33.5%的企业网店店主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

　　(三)政府重视度不够,监管制度滞后

　　目前,政府公共服务政策偏重传统就业,对新就业形态覆盖面小。如在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用工等方面,政策趋向于引导帮助劳动者进入各类企事业单位,而忽略了推动劳动者进入网络化、灵活化、门槛低的新就业形态。首先,地方政府对新就业形态不够重视,与平台企业配合意愿不充分,对新就业形态吸纳就业、解决就业能力认识不充分。例如,一些地方人社部门不愿意向各网络平台推荐困难群众用工信息,导致各平台在用工时,无法进行精准帮扶。其次,政府公共就业政策性补贴尚未覆盖新就业形态。如各级财政的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尚未涉及新就业形态。最后,针对新就业形态的技能培训、统计分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新就业形态对从业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要求更高,但我国目前的职业培训体系课程内容陈旧,与新就业形态市场需求差距大,缺乏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支撑。另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复杂多样,统计数据的缺乏。虽然当前新就业形态已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比较局限,主要是缺乏准确有效的数据。我国目前的统计报告中缺乏对新就业形态结构、人数等的准确统计。

　　新就业形态相关的劳动监管薄弱。新就业形态下从业者法律地位不明确,加上劳务种类多、分布广、工作形式灵活、组织松散、劳动关系模糊等,都增加了相关部门的监管难度。近年来,新就业形态下,网络诈骗、信息安全、劳动纠纷等时有发生,说明相关监管工作需进一步完善。

——摘自《甘肃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