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与参与。迄今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主要是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以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其外，也无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中获益。直到全球化3.0时代，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幅度减少的格局。与此同时，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获益，政治家因势利导，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在国内政治中突显民粹主义色彩。

　　可见，要想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都必须创造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开放和包容，使各国普遍平等参与；二是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衔接互动。这样，外商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知识的全球流动这些开放举措能够与打破垄断、矫正价格扭曲以及消除资源配置障碍等国内改革相互衔接，不仅创造各国共享的全球化红利，也可借助国际竞争环境和世界分工体系为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关键条件，实现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

　　类似地，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成果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各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全民共享。只有在对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对内通过改革消除阻碍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从而培养出促进发展的关键条件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常态，像能够搭上全球化快车那样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其支撑本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错过全球化和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在与全球化3.0并行的时期，中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了发展所需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逐步走近全球化舞台的中央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沿。中国拥有世界近1/5的人口，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案例来看待，而需要挖掘其强大的印证力量和一般意义。一方面，以之丰富和发展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经济学；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发展经济学逻辑本身再次比照中国发展，为其续写一个完满的新篇章。

　　2018年，中国GDP总规模达到90万亿元，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中国即将完成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验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再具有针对性。这个命题提示我们，一个经济体越是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越是前所未见，因而也愈加严峻。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弱化了传统增长动能，全球化逆风和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弱化了传统全球化红利，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弱化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市场化机制，这都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

　　应对这些严峻挑战和成长中的烦恼，仍然需要从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逻辑以及中国经济得以参与其中的“钱纳里条件”中去寻找答案。当我们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时，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经济何以实现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了快速赶超，而非永恒的发展条件。如果强调具有激励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相结合的“钱纳里条件”，则可以得出结论：人口红利的消失只不过意味着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而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完善“钱纳里条件”，推进更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更全面的对外开放，可以使中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4.0提供的机遇，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