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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致力拓深南南合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发布时间:2019-02-15

  习近平主席强调,观察金砖合作发展,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一是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二是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五国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

  最初缘起于单一的投资概念,逐步落地为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双轨并行的协商对话平台,进而演变为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金砖国家的关注和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五国的核心范畴,而是逐渐超越金砖国家本身,赋予金砖合作更多更大的意义。对于作为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金砖国家来说,南南合作既是题中之意,又属义不容辞,同时还是实现多元诉求的重要依托。习近平主席强调,观察金砖合作发展,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一是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二是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五国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实际上,这种高瞻远瞩的视野恰恰也为学界从体系结构、体系进程、单元个体和单元群体等层次和向度深入探讨金砖国家与南南合作提供了方向与指南。

  南非加入凸显南南合作色彩

  如果说金砖四国自2006年开始的部长级官方会谈更多是出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各自实力增长及其相应的战略诉求,那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2009年举行正式会晤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国际格局的显著变化。受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冲击,国际权力对比出现了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金砖褪色”“金砖失速”等论调同样甚嚣尘上。面对发达国家邀约新兴经济体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历史契机,金砖四国无力各行其是,唯有通过提升合作站位、扩大合作范围、深化合作程度来及时把握历史机遇,推动实现共同发展。虽然金砖国家的前期对话一直都在关注南南合作,但是基于金砖四国略高的自身定位与特定的利益偏好,南南合作并非金砖合作的首要和主要内容。直到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南南合作的成分和色彩才逐渐凸显出来。

  作为非洲大陆在金砖国家中的唯一代表,南非在倡议和推动金砖国家南南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南非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就将主题设定为“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同时还在会后单独举办了金砖国家与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主席的对话会,就金砖国家与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展开专门讨论。此举是对金砖国家在三亚峰会上提出的开放性合作精神与包容性合作原则的首次践行,也开启了金砖国家超越自身南南合作,推动区域南南合作的新历程。随后,巴西、俄罗斯、印度也纷纷在主办金砖峰会期间照例举行了金砖国家与各自地区国家的对话会。2017年,时值中国主办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中方结合已有的扩展型南南合作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金砖+”概念,并在此框架下进行了不受主办国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对话伙伴的新尝试,从而使金砖国家推动的南南合作从过去的单线模式演变为新型的复线模式,进而为下一步的全球性引领奠定了新的基础。2018年,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举办“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时,又尝试了“双继承”或“双延续”的做法,同时邀请了来自本地区和域外的参与者。这既可以看作金砖国家对涉及非洲的南南合作的特别支持,也反映出包括南非在内的各个金砖成员在南南合作过程中对地区主导权和引导力的热切关注,还可以透过域外国家所代表的各个重要的地区和国际组织看出金砖国家致力于推动更大范围南南合作的立场与决心。

  南北合作的补充

  金砖国家对南南合作相关事宜的论述可散见于历届金砖峰会发布的声明或宣言中,但唯有在《乌法宣言》中直接提及了“南南合作”一词。该宣言指出:“(金砖国家)承诺将进一步强化并支持南南合作,强调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南北合作仍是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应当讲,金砖国家对国际格局变化的相对性和国际秩序变迁的滞后性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尽管发达国家把控全局的能力有所下降,制定规则的门槛更加开放,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会发生即时性、颠覆性改变。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要想在全球事务中争取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大的发言权,进而维护广大南方国家的合法权益,没有发达国家的支持与配合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作为居中层次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也有必要从发达国家手中承接部分产业转移,从而升级国内产业结构,提升国际分工位次,进而带动整个发展中世界产业链的合理布局。这样既有利于规避金砖国家内生型南南合作可能出现的互补困境,也有助于解决金砖国家扩展型南南合作可能导致的结构性难题。

  尽管金砖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也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让部分治理权力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但发达国家对既得利益的整体维护,尤其是个别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改革与转型的极力阻挠比金砖国家事先预估的负面形势要严峻得多。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适时推出并实施了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计划,从而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搭建了新的平台。虽然发达国家对此颇有微词,认定这是金砖国家以实际行动另起炉灶,试图通过新型南南合作挑战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对冲行为,但是金砖国家却从一开始就在强调上述机构和安排所具有的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本质特征。这表明金砖国家无心制造南北之间的零和博弈,其所要追求的是一个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更加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砖国家对南南合作的深入推进恰好是促动南北对话、规范南北竞争较为有效的倒逼机制。

  营造良好政治环境

  从狭义上讲,南南合作仅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但从广义而言,南南合作还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事务。众所周知,经济与政治历来密不可分。南方国家之间真正的经济合作,如果没有独立的政治主权作为根本前提,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南方国家之间持续的经济合作,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关系作为基本保障,也是难以维系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政治动荡和安全威胁,而且在相互合作进程中也面临着政治干预和安全互信的考验。除此之外,金砖五国的定位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大国。因此,金砖国家虽然强调经济合作是初衷和主线,但是仍旧将政治安全合作提升至并列支柱的层面。相对而言,目前“金砖+”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更多关注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领域的相关议题,但最新迹象表明,金砖国家也已经开始考虑逐步增加“金砖+”领导人对话的政治内涵,从而为南南合作营造安全稳定、民主平等、公开公正的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环境。

  针对上述强烈而迫切的政治化议程,西方国家感受到了比经济挑战更大的战略压力和心理恐惧,也有学者因此呼吁慎提甚至是莫提政治合作。但问题在于,即便不同国家的意愿和策略有异,经济实力向政治影响力的转化似乎从大趋势上来讲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倘若如此,金砖国家与其刻意避讳南南政治合作进而诱发更多的政治猜忌,还不如坦诚地公开政治合作议程,从而争取最大程度的政治谅解。而实际上,鉴于南北之间的实力差距、南北之间的相互需求,以及部分南方国家所拥有的西方身份,金砖国家团结南方国家在政治上对抗北方国家并不存在现行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同样也不符合当下国际关系的主流思维。相反,金砖国家应当达成这样的共识:一方面,金砖国家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需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必须将反对具体的政策行为同反对特定的国家群体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金砖国家及其引领的南南合作既不能走冷战对立的老路,也不要走联合对抗的旧路,而是应当致力于将南南关系与南北关系协调统一起来,全力打造金砖命运共同体、南南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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