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理单元。古今中外“善为国者必先治水”，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将极大可能加重我国的城乡治水任务。与此同时，生态文明时代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也给新时代的城乡治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了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奋斗目标。水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组成要素，流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空间载体和基本单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以下简称《报告》）以“大国治水之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紧密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治水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制度、理念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报告》共设计了总报告、综合篇、重点流域篇、专项行动篇、国内案例篇、国际经验篇和附录7个篇章，分专题深入研究了我国城乡治水的发展沿革、治理现状、问题挑战、发展态势、制度建设、实践工作等，并结合国内外城乡治水的有益经验，对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我国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等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蓝皮书：协同推进基于流域的水生态文明建设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组成要素，而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空间载体和基本地理单元。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大国，多样化的流域承载着全国最广大的人口和经济。但受自然条件限制，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很低且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形势严峻、水生态治理任务较重。如果对水资源管理不到位、对水资源开发利用不科学、对人水关系处理不合理，就容易出现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水生态失衡、水灾害加剧等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桎梏。为此，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水为媒加强基于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让人民群众更具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的幸福河湖。

　　一要强化基于流域的生态文明解决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表象在河流、根子在流域”，这些都生动阐释了水及流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决定性地位。我国有228条流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千米的河流、2200多条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千米的河流、近23000条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的河流，多样化的流域承载着全国最广大的人口和经济，流域不仅是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单元，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主要载体，更是不可或缺的生态安全屏障。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更好地顺应自然规律，确保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的联系不被割裂，使治理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要整体谋划重点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布局。长江和黄河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其流域人口和经济均占到全国的70%以上。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明确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方向与路径，以更高站位谋划海河、辽河、淮河、珠江等其他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十四五”时期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工作。

　　三要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完善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联防联控机制，搭建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商共治平台；推进流域水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制度的衔接和标准统一，加强流域负面清单管理；完善问题发现和解决机制，围绕具体流域具体问题实施精准治理；建立健全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协同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形成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合力。

　　城市蓝皮书：以系统思维统筹黄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保护修复

　　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和中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要自然空间，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黄河流域防洪抗旱、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治理成效显著。截至2020年底，黄河流域流经省区常住人口约4.2亿，占全国30%左右；流域GDP为25.4万亿元，占全国1/4左右，其中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亩均灌溉用水量分别较2019年下降3.4%、9.3%和8.8%；干流和6条支流15个断面生态流量均实现达标条件，黄河干流连续22年未出现断流情况。

　　要立足生态文明时代背景，基于“生态一空间一时间”的多维框架，系统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形势和任务。从流域水资源来看，黄河流域水资源空间分布格局不平衡。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2947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10.7%，人均占有量为全国的27%，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大致呈现上游(宁夏)、中游(山西)、下游(河南和山东)极度匮乏，中游(内蒙古、陕西)相对欠缺的态势。从流域水资源污染情况看，黄河流域水质污染影响用水安全。近年来黄河流域Ⅲ类及以上水质占比快速上升，但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全国劣V类水质占比为3.6%，黄河区劣V类水质占比为9.2%，流域水污染物质主要来自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污水排放，以及随地面泾流入黄河水体的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从流域生态环境与生态修复情况看，黄河流域面临水生态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等问题。上游宁蒙河段面临着洪水泛滥、降水较少、蒸发较大、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生物多样性敏感等问题，中游禹门口至潼关河段、三门峡库区存在不同程度的洪水危害、水土流失问题，下游面临河段洪水泛滥生态流量偏低、局部地区河口湿地萎缩等问题。从流域空间体系看，黄河流域空间组织和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以胡焕庸线为界，黄河流域东南和西北两壁经济和人口密度相差悬殊，西北半壁密度和开发效率低；流域内各城市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不均衡、不均等的特征，下游地区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从流域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看，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驱动下，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各省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但是受历史因素、气候条件以及经济结构等影响，黄河流域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相对薄弱、内生转型动力亟待加强。

　　做好黄河流域城市水资源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一要强化黄河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补偿。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总原则，科学规划流域水资源利用，大力发展节水技术和产业，有序推动少水干旱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工作，减少因分散输水、分散耕作而致的无谓水资源损耗；强化中游水土保持工程和上中下游的水利设施建设等长期养护治理措施；健全上下游一体、左右岸协调联动的空间生态补偿制度。二要强化流域水资源跨流域协作治理。统筹强化上中下游生态修复的协同治理，形成流域跨域治理合力；搭建流域生态修复管理议事与协商平台，协调推进流域水生态修复的联合防治工作，充分考虑各区域生态条件和生态问题存在的巨大差异，实行差异化管理，并实施动态管控调整，协同推进流域上中下游水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三要培育优化黄河流域生态空间体系。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构建人居地理紧凑空间格局；努力压缩距离、疏通障碍，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运输格局；着力打破分割、消除壁垒，实现要素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和集聚；突出特色、品牌引领，以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获取竞争优势。四要培育激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既要合理引导预期，积极做好极端灾害风险的综合预防和控制方略；也要以技术创新破解资源诅咒，加强产学研合作，着力完善清洁能源的更新换代，以技术更新和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绿色化发展；还要充分认识黄河文化作为黄河流域经济活动原动力的重要性，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深人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文化原动力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城市蓝皮书：全方位促进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三江源流域位于我国青海省南部，处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三江源地区也是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集中、水资源丰富，素有“中华水塔”之称。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其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一、 忆往昔：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成效斐然

　　三江源流域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保护与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坚持生态惠民利民为民方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一方面，在三江源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充分尊重广大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吸纳藏族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形成多元生态文化；另一方面，三江源流域及青海全地区动物的物种数量和种群的个体数量出现明显增长，植物的数量和类型也均有增加。

　　第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特色种养殖方面，牦牛、藏羊都是当地的特色物种，随着退牧还草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的养殖业已经由农户散养、放养模式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迈进。在生态旅游业方面，多层次的旅游服务体系逐步建立，三江源旅游板块成为“大美青海”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

　　第三，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三江源流域的生态保护工作从全局出发，科学划定生态功能保护区，稳步推进重大生态工程，生态环境出现明显好转。

　　第四，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在管理机构改革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成立，实现管理部门的职能整合，构建起“一园三区”的系统化生态保护与管理格局。在管理制度创新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制定并实施全国首部国家公园条例，为我国国家公园法律体系的建设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与借鉴。

　　第五，坚持生态惠民利民为民方向。三江源流域的生态保护工作与精准扶贫工作紧密结合，按照中央“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要求，三江源地区大力发展特色农牧和生态旅游产业，促进贫困户增收；开展异地搬迁安置，改善贫困居民生活条件；设置17211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工作安置双赢。

　　二、 看现在：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

　　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取得突出成绩。但同时需要认识到，三江源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才与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相关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十四五”时期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第一，生态环境依然较为脆弱。一方面，2005至2012年，三江源地区多年平均年土壤流失量增加了1572.33万立方米，土壤水蚀情况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2018年，三江源植被覆盖率为7.43%，林草恢复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三江源流域主要地处玉树、果洛、海南、黄南4个藏族自治州，这些地区普遍为欠发达地区，虽然近年来努力发展种养殖业和生态旅游业，但产业结构单一、产品附加值不高、绿色发展水平偏低等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第三，人才科技支撑能力不足。由于三江源流域地处高原，生活环境艰苦，交通较为不便，公共服务水平不高，长期以来难以吸引人才进入当地发展。

　　第四，体制机制改革仍有阻碍。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各职能部门的整合时间较短，部门之间的冲突和博弈在所难免，原有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对如今的系统化管理模式仍有影响，需要较长时间逐步理顺。另一方面，现阶段三江源辖区内的各个地方普遍存在资金缺口较大问题，如何合理使用财政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并且科学应用成为现今资金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

　　三、 展未来：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新阶段，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期。在新的环境下，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在“三期规划”出台、产业转型升级、人才科技强化、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全方位发力，努力开创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第一，加快出台《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三期工程规划》。现阶段，“二期规划”处于收官阶段，亟需尽快研究出台“三期规划”以及配套的“三期工程”，实现“二期规划”与“三期规划”的无缝结合，进一步保护好“中华水塔”，促进三江源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第二，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有机特色种养殖业，持续推进规模化、生态化养殖与有机种植，进一步拓展物流网络，让三江源流域的有机农牧产品走上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的餐桌；另一方面，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需要持续发掘生态旅游业的潜力，继续扩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当地藏族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将三江源流域的生态文旅产业推出西部、走向全国。

　　第三，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一方面，着力引进三江源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亟需的各类人才，根据不同层次人才需求制定分层次的人才引进计划，探索刚性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合的机制；另一方面，要丰富科技成果应用场景，加快转换落地。

　　第四，持续深化体制改革，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一方面，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要持续深化机构和制度改革，彻底破解部门“条块分割”问题，形成全面、系统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的市场化机制，完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以特许经营机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健康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中国城镇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4%提高至2020年的63.89%，全国城市数量由132个增加到672个，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成熟期，资源约束趋紧、公共健康风险加大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传统风险和突发新型风险、提升公共健康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是当前众多城市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2020年中国城市健康发展呈现四大特征。一是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问题有所缓解。2020年中国城市健康发展的“短板”问题有所缓解，全国共有40座城市处于相对健康发展状态，达到健康城市标准的城市占比由2019年的12.85%提升至2020年的13.94%，I类亚健康城市占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II类亚健康城市占比下降了1.45个百分点，III类亚健康城市占比则下降了2.4个百分点。二是超大城市的健康状况改善显著。超大城市的综合健康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其他规模组城市，不仅在集聚经济、民生保障、文化建设等方面拥有比较优势，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明显。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76天，较2019年增加了36天，其中PM2.5浓度首次实现“30+”，逐渐接近国家标准。但超大城市的城市安全运行管理面临亚健康风险，如何围绕城市健康和安全提升城市运行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是当前中国超大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三是四大区域健康发展水平呈不均衡态势。2020年，东部地区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仍处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位居末位，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基本持平。西部地区城市的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水平均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健康社会和健康文化指数与东部、中部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内陆开放型经济和沿边开放经济带建设的战略部署，不仅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和开放发展，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系统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得到明显解决，切实增进了西部地区的民生福祉和社会建设。四是南强北弱失衡格局依然延续。近年来，北方多个省区和城市经济增长不景气，中国城市健康发展水平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的“南强北弱”失衡格局依然延续。无论是经济发展效益、民生保障水平、环境质量，还是资源利用效率和城市管理运行，南方城市均优于北方城市。未来，北方城市应加大创新力度，打破资源依赖型发展惯性，大力推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绿色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发展活力和创新水平，进而为居民健康福祉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和制度保障。

　　蓝皮书指出，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应以“健康优先、健康评价、健康协同”为指引，“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嵌入到国家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一是以健康优先为前提，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应成为我国城市健康风险治理的“治本之策”，城市政府应主动排除影响健康权实现的各种制度性障碍，构建中国化、制度化、常态化的健康治理机制，进而实现个体健康与公共健康的内在统一性。二是以健康评价为基础，建立常态化健康促进机制。目前健康评价制度仍是政府部门行政决策的“选择性动作”，未来城市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入健康影响评价制度，分析各类潜在健康危险因素；明确部门职责和政策领域，尽快打破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可持续性的跨部门长期合作机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三是以健康协同为手段，缩小地区差异与健康贫困。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决战脱贫攻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和决定性胜利，但我国不同区域、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人群在健康可及性和公平性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应加快推进以健康贫困治理为核心的健康促进策略，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健康减贫和健康反贫等制度的创新和政策优化，进而实现健康贫困的协同治理。四是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2021年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健康峰会上的明确提出“坚定不移推进抗疫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因此，我国应以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发挥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的优势，继续加强与各国、地区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共治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构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联合治理机制，积极参与沿线国家重大疾病防控、医学卫生和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