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感恩节期间，笔者造访了位于普林斯顿的台湾友人，并有机会观赏到了期待已久的《海角七号》。无巧不成书，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的该片主题曲《国境之南》，其名取自村上春树的《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而这本书正是村上于一九九二年在普林斯顿完成的。

「国境之南」的双重义涵

　　不过，《国境之南》不仅仅是电影《海角七号》的曲名，更是该片所寓意的主题思想，并与「海角」互相呼应。

　　其实，「国境之南」与「海角」本身承载双重的义涵。

　　不言而喻，「国境之南」所指的是片中故事的所在地——位于台湾最南端的恒春镇。然而，恒春镇所象征的「边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更是涉及政治与经济等权力关系上的，这是「国境之南」所隐含的深层义涵。

　　而魏圣德导演在《海》片中所要传递的「边陲」信息则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边陲」的可爱之处。生活在恒春镇的几个小人物被塑造得栩栩如生，而这也正是《海》片最引人入胜的地方：「爱现」的茂伯看似顽固却亲切可爱，而其诙谐的台词更与年轻观众的笑声连在一起；在「千年传统，全新感受」不离口的米酒推销员马拉桑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客家人孜孜不怠的拼搏精神；还有对老板娘情有独锺并敢于追求真爱的水娃、经常不依循大人的牌理出牌的大大、恋恋不忘远离的妻子而自我放逐的劳马、身处权力边缘而邪中带正的镇代会主席，以及在台北历经挫折并在回归恒春后重新站起来的主角阿嘉，等等。

国境之南的「边陲」吶喊

　　台湾日本研究院院长许介麟撰文批评《海》片「缺乏哲学思想」，其实不然。影片正是透过对这些小人物的用心刻画，巧妙地反映了生活在「边陲」小镇的人们或许都很「渺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即使身处「国境之南」，每个人也都可以找到自身的位置，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彩虹之所以如此缤纷正是因为汇集了包括「边陲」里一个个「渺小」的生命力。

    当然，编导有更具体的本土关怀。不言而喻，影片中活灵活现的恒春人所呈现的是台湾人乐天知命善良的本土性格。显然，《海》片在提醒大家要珍惜台湾这块土地、这个可爱的生命共同体。

　　有「边陲」，自然就有「中心」。不，应该是有了自以为是的「中心」，才会有不被重视的「边陲」。影片开头阿嘉的一句「操你X的台北」，所隐喻的正是「边陲」对「中心」的反叛。而这一不满，也与镇代会主席洪国荣对友子的嗟叹「你看我们的海这么美，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就是留不住」前后呼应。如果说前者是积压了不满能量的「边陲」对「中心」的冲动宣泄，那么后者则是其剩余价值被不断搜刮后充满无力感的委婉控诉。这是《海》片所要传递的另一则「边陲」信息。

「去边陲化」的本土视角

　　其次，《海》片中所欲表现的「边陲」与「中心」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恒春小镇与台北大都的从属关系，更是台湾这一东亚「边陲」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与诸多「中心」之间的从属关系。影片也因触及更深层的关系而显得更有张力。

　　在历史上，台湾于十七世纪被荷兰与西班牙占领，在十九世纪末至二次世界大战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光复」后，「二二八」事件在台湾社会留下挥之不去的省籍烙印，国民党政府因此一度被许多台湾人视为新的「外来政权」。而即使是民主时代的今天，对台湾而言，在许多领域仍然承受来自北京与华盛顿的压力，无形的「中心」时隐时现。

　　显然，一部电影很难处理所有台湾与各「中心」错综的历史关系。因此，编导选择了在台湾内部争议较少又容易引起主流社会共鸣的台日关系。从台湾观众普遍的反应来看，这一选择无疑是成功的。老一代的「恋日」与年轻人的「哈日」原本语境各异，然而两者却能在《海》片所铺陈的意象中得以连接。

　　影片透过来自日本那七封迟到了六十年的情书勾勒出台湾与前殖民统治者日本之间的恩怨。《海》片并没有清楚交代为何日本教师没有带走台湾籍少女，更没有描绘被抛弃的友子其后漫长的心路历程，唯一的镜头是数十年后每个晨昏都蹲坐在宅院里的老妇人的背影。另一方面，影片也描写年轻人一定要将信交给当事人的热情与执。

    至此，编导欲强调尊重历史，但对过去的恩怨无须纠缠的「面向未来」史观呼之欲出。而这种呼吁走出悲情的后殖民观点，还通过同样是台日恋情，但昔日是日籍男性对台籍女性，如今则是台湾男性对日本女性的性别错置，以及阿嘉对现代友子说「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得以清楚呈现。

　　换言之，往昔的「边陲」已不能和恢复了自信的「国境之南」同日而语了。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一「去边陲化」的过程中，不仅仅表现出「边陲」告别「中心」的意志，也暗喻建基于「本土」视角的台湾主体性已悄然建立。

「纯本土」语境的争论

　　无可否认，《海》片绝对是一部「纯本土」的电影。浊水溪以南、大半的「台语」对白、没有外省人的族群结构、当然还有老一辈的日本情结，象征台湾本土性格的元素一一不漏。影片还极力表现本土精神的包容度，试图将后殖民的「和解」胸怀扩大到各个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不仅台语歌、日本歌少不了，连月琴北管、原住民歌曲、福音歌、国语流行曲、美国摇滚乐、德国民歌（《野玫瑰》），以及那卡西都一一到齐。

　　然而，影片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浪漫化」处理、对外省人有意无意的「遗漏」，以及将「中国」化身为隔离日台情谊的持枪士兵，多少反映出《海》片在一方面避重就轻地处理敏感议题，一方面又坚持彰显「本土」观点下的矛盾与局限。

　　因此，在全台湾无论是什么世代、什么族群，几乎人人都在为写下战后国片票房新纪录的《海角七号》而疯狂之际，力排众议、逆流而上的质疑声音也终于按捺不住了。

　　两位具代表性的异议者同为出自于学术界的菁英。其一是前述的日研院院长许介麟，在其刊登于九月二十五日《联合报》，题为《海角七号……殖民地次文化阴影》的文章中，批评影片散发出「对过去殖民地台湾的恋恋『乡愁』」，并指出「在大战前，『国境之南』指大日本帝国的台湾」，最后则作出「台湾终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的感叹。

    其后，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则在十月九日刊载于《中国时报》上的《〈海角七号〉的台日苦恋》中，直接了当地批判《海》片成功地拍出了「被殖民欲望」，并指出「似乎还隐藏对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的有罪控诉」。

飘洋过海的「大毒草」争议

　　如果说许陈二文是台湾知识分子对弥漫于台湾社会的殖民地情愫力度不足的批评，那么当相关的争议蔓延到对岸后，在迥异的日本观与民族主义语境下，《海》片如何被鞭鞑得遍体鳞伤也就不难想象了。

　　有趣的是，大陆围绕在《海》片的争论，始于台湾作家王丰于十月十日发表在《凤凰博报》的一篇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博文。该文严厉地批判《海》片「是用日本人的灵魂在思考问题」。此文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烈的讨论，《国际先驱导报》还就此争论访问王丰以及持不同观点的另一位台湾作家胡同台妹。

　　显然，大陆的舆论并没有一窝蜂对《海》片持否定态度。不过，受到「大毒草」的效应，批《海》片的文章也一篇接一篇。曾任多家杂志主编的司马平邦在其撰写的评论文章《看中影集团怎样引进媚日台片〈海角七号〉？》中，指出该片「把侵略者当年滚回本土的场面处理的堂皇优美」。

　　事实上，「媚日」是许多大陆民众中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解读。而在阅读王丰博文后网友所留下的「愤青」式评论中也不乏此一观点的内容，譬如：「绝对是一部媚日台毒思想贯穿全片的电影」， 「现在的台湾人是一群既不要尊严又没有灵魂的人」，「对日据时期的台湾抱有怀旧和对日感恩心态，这好像是一个被强奸的少女要向强奸犯感谢一样」，「完全故意地遗忘侵略史，这部片子的导演应该拉去……」，「拒绝发行到大陆，决不要去看」等。

　　台湾确实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亲日的一个社会，而大陆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反日大本营」。《海》片彷佛让两岸赫然发现了在「统一」议题以外，彼此无法融合的另一个「最大分歧点」。

 
 
　　然而，老一代台湾人的日本情结，显然并非可以简单地用一句「日本皇民化的结果」来概括。事实上，老一辈脑海中井然有序的日治末期记忆有其一定的客观依据，而对日治时期整体记忆中所存在的「选择性」问题，与战后「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也不无关连。

两岸民间「和解」新契机

　　诚然，已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台湾社会在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反省上仍存在「欲走还留」的问题，也因此使以「去边陲化」为前提的主体性意识的建立矛盾重重。然而，动辄以大陆史观以及截然不同对日经验，并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要求台湾看齐，则不仅突显了「中心」主义的傲慢，对促进台湾社会的自省能力也只会带来反效果。

　　《海》片纵使在处理反殖议题上有不足之处，然而该片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真实的一面，谈不上「媚 日」，也无须搬出「大毒草」这顶文革时期惯用的大帽子来加以鞭鞑。而无论是质疑导演魏德圣，还是《国境之南》作词者严云农恐怕也是反应过度。其实，两人在《海》片之前已合作筹拍《赛德克．巴莱》，该短片所描写的是台湾原住民抗日的「雾社事件」，并将成为两人下一部合作的长片。

　　《海》片用轻松的手法描绘城乡差距与经济问题，也提及代沟与文化差异，在社会流动快速的大陆并不难产生共鸣。陈云林访台期间特地挑《海》片来观赏，展现了其愿意去理解台湾社会的谦虚姿态。

　　马英九主政后，两岸在政治上的和解与互信有了明显进展，下一个课题是两地民众如何走上和解。《海》片展现了「真正台湾」的精神面貌与文化底蕴，对大陆人民而言定会有耳目一新的刺激。

　　《海角七号》可望成为促进两岸民众相互理解、迈向「和解之路」的契机。

　　（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尔布莱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