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9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广州蓝皮书：广州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在广州举行。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经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十九大会议精神，结合广州农业农村发展现状，虽然广州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加之农村区域面积广大，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自我发展能力弱，仍存在较多发展短板，受体制机制制约。

　　（一）“三农”工作队伍尚未建立健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目前广州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看，其“三农”工作队伍尚未建立健全，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1. 缺乏带领农民奔富的领头人

　　农业农村要发展，要致富奔小康,有一个好的领路人、带头人至关重要，当前农村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领头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资源和要素总是往效率高的地方配置，与工业和城市发展相比，农业农村发展落后，资源和要素流动性差，特别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一定农村工作经验的领头人。集体经济发展好、社会治理好的村，大部分拥有一个好的领头人。人才是第一资源，受多种因素及体制机制制约，农村普遍缺乏领头人，能人治村、贤人治村模式推广不开。

       2. 农业家庭经营缺乏青壮年劳动力

　　由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剪刀差明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向了城市，流向了工业，与繁荣的城市经济相比，农业显得缺乏生机与活力，当前老年人、妇女、外地人是种地、种田的主力军。由于没人种地，加之种地的收益比较低，农村抛荒、弃耕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土地资源浪费。此外，农村还缺乏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法有效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3. 缺乏农业生产性服务机构与人员

　　长期以来，小规模的传统农业家庭经营方式极其分散，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导致农业生产性服务机构与人员都较为缺乏。近年来，随着土地集中流转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农村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目前机构匮乏，服务人员的专业服务知识和服务能力有限，也不能很好满足农民需求。

　　（二）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薄弱

       1. 农业产业化规模不强

　　在全省地级市中，广州耕地面积居第14位，农业从业人员居第11位，蔬菜、花卉、牛奶产量居第1位。2016年，广州市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有6家、27家、122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总资产25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93.71亿元，市场交易额420.63亿元，实现净利润18.44亿元。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企业1家，超过亿元的28家，资产过亿的企业32家。但从发展水平来看，广州市农业龙头企业与北京、上海相比，无论是数量、盈利水平还是对农业的带动能力都要落后。例如，北京首农集团是北京市一家大型国有农牧企业，是北京市的“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现有资产总额700亿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亿元。上海市2016年拥有各类农业龙头企业383家，带动本地农户12.36万户，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350亿元，利润总额23.33亿元，其中，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91家。广州市农业“小、散”经营方式还占很大比例，与国内先进城市比，有一定差距，如天津市进入产业化体系的农户比例达到90%，苏州市建成万亩以上农业示范园区26个。

       2. 农业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不强

　　广州市集聚了82所高等院校和广东省70%以上的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建成一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岭南特色水果、花卉、蔬菜、观赏鱼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其中国家级果树科技研发平台有24个。但广州市农业科技“模仿式”和“转化式”研究较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关键技术成果不足，产前、产中、产后等技术集成配套不够；广州市在农业方面的科技投入仍低于其他行业科研投入水平，人才汇聚能力不强，农业科技人员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更为缺乏，学科领域和方向拓展不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需求不适应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3.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不高

　　由于土地分散，农户流转意识不强，土地流转地价较高，土地流转服务政策不够完善，制约了农业规模化发展，集中连片土地规模流转成功率不高。全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仅为45%，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仅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43%。大中型机械规模作业少，低技术、低效率农业机械大量使用，全市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只列全省第13位。由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不高，广州未能培育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

　　（三）农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1. 农业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

　　广州市“三农”工作的统筹协调一般由农业部门具体实施，没有专门的编制和人员，造成全市农村工作实际上由30多个涉农部门各行其是，总体缺乏有深度的宏观研究、整体规划和统一协调指挥。部分涉农政策的制定不及时、滞后，实施和落地有困难，一些政策的执行需要反复协调。例如，乡村旅游涉及国土规划、建设、环保、消防、旅游、农业、电力等多个职能部门，适用政策的出台滞后，项目实施统筹协调难度大，影响业态发展。

       2. 农业保护机制不完善

　　农业资源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优质耕地逐年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剧。2005年，全市实有耕地面积为195.14万亩，2016年仅为121.44万亩，年均减少6.7万亩。近年来，由于环保、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畜禽养殖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的减少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地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3. 设施农用地存在诸多制约

　　目前，虽然设施农用地的政策比较完善，但受基本农田限制，使用建设用地受规划、建设土地规模、农转用指标等限制。现行土地政策及土地建设指标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困难，保温大棚、培育室、田头冷库等现代农业必要的配套设施用地或附属设施用地审批难度大，农业经营主体做强做大困难重重。

　　（四）城乡均衡发展深度融合不够

       1. 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比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只有1.88，在1987年和1988年曾下降到1.40的低位，1994年迅速上升到2.06，再下降到1997年的1.88，然后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2.94的历史最高点。2007年以来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至2017年已经下降到2.36。从历史趋势来看，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每1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大的调整，一般是经济周期性的危机使二者的差距缩小，然后在经济扩展时差距持续扩大，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处于不利地位。

　　中心城区与郊区差距过大，固然使中心城区产生了聚焦效应，但也造成了郊区的塌陷。仅靠一个主城区的实力去支撑整个大都市的功能和发展，其综合实力毕竟有限，而立足于副中心或卫星城建设，在郊区培育多个增长极，才能稳固壮大城市综合实力。需要强调的是，主城区发达而郊区落后，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市区，也是造成交通拥堵、房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则反映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农业农村发展缓慢，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2. 国内先进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比比较

　　从国内城市比较来看，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比正趋向一致，2015年以来低于北京，但高于上海。2005年以来，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基本维持在2.28的稳定水平。

　　2017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6，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杭州分别为2.57、2.25、1.83、2.55、1.83、1.85，广东省内的佛山、中山、东莞、珠海分别为1.78、1.51、1.61、1.99，在这11个城市的比较中，广州只好于北京、重庆。

　　（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

       1. 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达标率较低

　　广州市共建成368座水库、1237座水闸、3019.38千米堤防、1363座泵站等主要水利设施。按照“以防为主、堤库结合、蓄泄兼施”理念构建的主要江海堤围防洪体系具备了防御50年一遇标准防洪（潮）的能力。但是水库安全达标率较低，全市水库368座，达标率66%。中小河流御洪能力不强，全市堤防达标率75%。排涝能力需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水闸、排涝泵站机电设备老化，例如，花都、增城、从化北部山区水利设施大部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年久失修。农村河渠清淤机制不健全，2017年，全市河渠清淤仅完成114公里。2013年以来，堤防达标加固工程用地困难、建设程序复杂、前期工作历时较长等问题，加上区级维修养护经费不足等，导致工程落地难。已建成设施管理养护不到位，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特别是镇（街）、村管理的设施普遍管理养护不到位。

       2. 农村道路路况水平亟须提升

　　2017年，广州市纳入交通运输部统计里程的农村公路（包括县、乡、村道）共7183公里，其中，县道766.5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10.67%；乡道4289.4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59.72%；村道2127.1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29.61%。目前，规划保留型、户籍人口在100人以上的自然村已实现“村村通公路”，但农村公路网络需要进一步完善，路况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部分布点规划保留型、户籍人口在50人以上的自然村庄尚未通村道，已建成的农村公路主要存在“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方面协调发展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四好农村路”行动计划尚未制订，农村公路“路长制”未设立，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和路网提升工作待加强。

       3. 农村信息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2017年，全市1144个行政村已全部通光纤，但光纤网络未覆盖到全部自然村，还有779个20户以上自然村没有通光纤。部分农村地区的4G网络覆盖还有待进一步优化，4G信号在农村的连续覆盖能力有待提升，提速降费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六）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短板

       1. 村庄规划统筹能力较弱

　　长期以来，受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广州对农业农村发展不够重视，村庄规划统筹能力较弱，村民违法建房屡禁不止，宅基地超标、一户多宅等问题较为普遍，村庄整体缺乏规划、较为散乱。近年来，广州市不断加大村庄规划力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制村庄规划，但是由于村庄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协调衔接不力，村庄规划落地实施难。村庄规划管理完全不能适应农业农村发展需要，有新房无新村现象较为突出和普遍。与浙江等地相比，广州农村规划统筹能力需要继续提升和改进。

       2.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有待加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部分村民垃圾分类意识还比较淡薄，少数区域内仍存在零星焚烧垃圾、河道垃圾散落、公路两侧垃圾堆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部分村民环卫意识淡薄，保洁队伍未能及时清理，监督力度和覆盖面不足。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区镇财政投入也比较有限，导致部分地区生活垃圾保洁收集清运服务低端，影响先进作业技术在镇、村垃圾收运方面的推广。个别地区保洁人员工资过低，使得垃圾收集清运工作不及时，保洁时间和质量得不到保障。

       3.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面临诸多问题

　　近年来，随着广州“治水”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但整体建设进度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有污水处理设施用地难解决，施工走廊难以提供，农民随意提高青苗补偿和借地租地价格，个别村甚至存在村民阻挠施工现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施工难度。另外，建设项目报批及审批流程多、程序复杂，导致生活污水设施建设进度缓慢。部分村社建成进村污水干管，支次管网和接户管建设仍不完善，仅在现有村居排水沟渠端头截留污水，收集范围小，户接入面窄，导致污水收集率低，与“进村入户”每栋楼污水全收集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大部分村社存在“绕村截污”现象，治理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村建设了新居住区或新村，原来的污水治理设施是在旧村进行建设的，但新村缺乏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或就近接入污水管网的规划。

　　（参见《广州蓝皮书：广州农村发展报告（2018）》p13-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