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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观点

四川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城乡二元结构”风险
——《四川蓝皮书:四川城镇化发展报告(2019)》指出
来源:四川蓝皮书  作者:张雯鑫   发布时间:2019-09-03

  2019年7月24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四川蓝皮书:四川城镇化发展报告(2019)》。

  蓝皮书指出,四川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城乡二元结构在宏观经济、公平正义、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影响,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统筹城乡发展,从新型城镇化到乡村振兴,无一不体现政策层面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所做的努力。然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新经济、新社会的主题,“人才战争”“信息战争”这些词频频出现在各类媒体上的今天,需警惕作为中国城市有机组成的农村被遗忘,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风险。

  (一)人才“二元化”

  在当今中国,农村是落后的代名词,城市则是现代的象征,从农村进入城市是多数农村人的愿望。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城镇化以来,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不足30%提升至2017年的超过58%,平均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城市居民转变为农村居民:一是按照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没有办法实现转变;二是在城市各项收益全面优于农村的条件下,没有进行逆向流动的意愿。

  与非农行业相比,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是由于人才的单向流动,中国农业还是“弱智”产业。一是农业的长周期、低收益属性,无法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农业,即使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也会因为长期的低收益而离开农业,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只有在其他行业不具备任何优势的人员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对农业的歧视心理长期未得到改变,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认为优秀的人才不应该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将脱离农业生产比喻为“跃龙门”,加剧了人才远离农业的现象。

  (二)信息“二元化”

  近二十年,城市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城市居民充分享受了互联网带来的发展成果。而我国农村,由于互联网服务可及性和对互联网使用两方面的差距,无法分享互联网所带来的进步和收益。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互联网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数字鸿沟”正在强化二元结构。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我国农村网民总规模达2.09亿人,城市网民总规模达5.63亿;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为71.0%,而农村为35.4%。从四川省来看,根据《2016年四川省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2016年四川省农村网民规模为1203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28%,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三)农村“弱质化”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初期,曾有学者将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而表现出来的农村发展困境,概括为“农村病”。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村有新的表现形式,也可以为目前农村的内部分化提供部分解释。

  一是农民“非农化”。大部分农民都有除农业生产之外的“兼职”,农闲时节在本地或外出务工。或者有的是兼职做农民,除了农村户籍和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外,已经完全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由于农民从事工作的多样化,与以前全部从事农业生产相比,收入水平的差距显著扩大。

  二是农业“老龄化”。目前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年龄在50~60岁,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中45岁以上的比重达到了47.1%,比1990年增加了24.4个百分点。目前距上次人口普查已经过去多年,这一现象想必会更加显著。农业“老龄化”现象反映了我国农业收益率低下的事实,而“老龄化”的农业,在新技术推广使用、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模式等方面都将缺乏活力,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率提升困难。很显然,当农村居民单一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水平会与有“兼业”的农村居民形成较大差距,这也是引起农村矛盾的重要原因。

  三是农村“空心化”。农村“空心化”不仅表现为村民离开村落进入城镇,造成一些村庄人口大幅度减少,更表现为农村产业的“空心化”和公共服务的“空心化”。多数农村未培育出支撑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产业,这才是农村“空心化”的本质,人口“空心化”只是产业“空心化”的表象。公共服务的空心化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医疗、教育可及性差等方面,目前地方政府与村民在公共服务方面陷入了恶性循环:村民因公共服务不完善而离开村庄,地方政府因村庄人数太少而对改善公共服务缺乏积极性。

  (四)环境“二元化”

  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直至目前,农村环境治理仍然是困扰城乡发展的难题。观察和分析农村环境污染可以发现,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技术变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加快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的大规模使用,但是在使用方式上又以粗放式为主。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化肥利用率为37.8%,亩均化肥用量为21.9千克,而世界平均水平为亩均8千克;农药利用率为38.8%,而发达国家为50%~60%。化肥和农药取代了我国传统农业对人畜粪便、秸秆的利用,破坏了形成了数千年的生态循环,农业废弃物从资源成了垃圾。在新的养殖技术下,大规模、集中式畜禽养殖在农村兴起,产生的废弃物远远超过了农村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但是农村对农业废弃物的处置既缺少设施,也缺少组织,基本上任其“自生自灭”,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另外,在农业生产新技术推广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塑料制品,如农用薄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业塑料薄膜使用量接近260万吨、地膜使用量接近150万吨,大部分农用塑料制品使用后都弃置成为固体废物,得不到有效回收和再利用,对环境造成污染。

  二是农村生活方式改变。我国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遵循了生态循环的理念,依靠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没有专门处理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传统。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数量大幅度增加、不可降解垃圾比重提高,远远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另外,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远远滞后于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直到目前,大部分农村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仍然得不到有效处理。

  三是城市和工业污染蔓延。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尤其是小城镇规模的扩大,城市垃圾和污水数量也快速增长。填埋仍然是当前城市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而垃圾填埋场大多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村,城市污染物也因此从城市转移至农村。在一些小城镇,垃圾处理能力赶不上人口和垃圾的增长,而将垃圾运到农村地区填埋甚至随意堆放,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国城市垃圾清运量为17860.2万吨,无害化处理16393.7万吨,意味着有近1500万吨垃圾未得到有效处置。

  部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至河流、湖泊,随着水流将污染扩散至农村。2014年我国城市污水排放超过445亿立方米,污水厂处理能力为380亿立方米,处理缺口为65亿立方米。工业污染也是农村污染的重要来源,由于农村地区监管缺失,部分农村工厂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废气。同时,一些高污染企业也到农村寻求“庇护”,随着工厂从城市转移至农村,污染也扩散至农村,而农村环保设施的缺乏,会造成比在城市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参见《四川蓝皮书:四川城镇化发展报告(2019)》p79-8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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