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2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9）》在上海发布。

　　蓝皮书指出，德国目前正在对“以商促变”的传统对华政策进行反思，认为应该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来适应当今“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以往德国从以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对华务实外交中获益巨大，“惯性的力量”使得德国对华政策调整显得“艰难”和“迟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经济合作与经济竞争之间的摇摆

　　在经济层面，德国既需要与中国深入开展经贸合作以分享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同时又担心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会给德国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面对中德两国之间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提高，德国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不适应，指责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通过“扭曲市场”获得的，还认为中欧在市场准入方面是不对等的。德国政府通过了对《对外经济法》实施条例的修订，加大了对外国企业投资审查的力度，这一举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近年来对德国高科技领域企业收购的迅速增长。这次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修正案对需要审查的“安全相关技术”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对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包括交通运输、电信监管技术、远程信息处理设施、计算机云服务设备、传感技术以及电子设备等可能以任何方式被运用于战争中的产品和技术，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电厂、供水系统、银行、医院、机场及火车站等基础设施。第二，将经济部正式审查的时间从现行的两个月延长至四个月。事实上，德国政府已经开始收紧中资机构对德国相关领域企业的收购。

　　德国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于2019年3月7日发布了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新的安全指南草案，该草案明确表示系统只能从严格遵守国家安全法规和电信保密条款的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处购买，并且与安全相关的网络和系统部件以及系统组件必须先经过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的安全认证。这极大地提高了华为进入德国电信的门槛。对于华为参与德国5G 网络建设，德国一方面离不开华为的技术，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谨慎的态度，新的安全指南草案是德国基于各种压力与权衡的中和方案。

　　（二）“德国优先”与“欧洲优先”之间的徘徊

　　在外交层面，应该坚持以本国经济利益为基准，还是将维护欧盟团结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德国仍然在两者间寻找新的均衡点。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德国的利益已经逐渐熔铸于欧盟之中，定义纯粹的“德国利益”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德国利益”与“欧洲利益”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这迫使德国外交不能简单地以德国利益为基准点，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牺牲相当程度的德国利益以维护欧盟的整体团结和凝聚力。

　　（三）在中美之间的小心平衡

　　在国际层面，德国一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感到失望，对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未来充满担忧，但另一方面又对与中国合作来维护当前国际秩序表现出迟疑。这三个方面的权衡，推动着德国对华政策的新一轮调整。

　　当前德国的痛处和困境是：对特朗普无比地不满，但对美国又无比地依赖。所以，德国的立场是：将特朗普和美国分开对待，可以反对特朗普的某些做法，但不反对美国。德国的这一立场其实也代表了整个欧盟对跨大西洋战略同盟关系的基本态度。因此，当特朗普因为贸易纠纷将欧盟形容为“敌人”之时，欧盟领导人想的不是如何回击特朗普出言不逊，而是纷纷强调欧美关系的牢固，把特朗普和美国“区分开”。作为当前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动荡，让德国领导人从战略上意识到在中美两面讨好的风险。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是德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参见《德国发展报告（2019）：大变局时代的德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第208~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