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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观点

趋势与原因:非洲族群冲突的新透视
来源:非洲黄皮书课题组  作者:非洲黄皮书课题组   发布时间:2019-11-21

  2019年9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召开。本期《非洲黄皮书》的部分作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京非洲学界代表及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共计50多人与会。

  黄皮书指出,族群冲突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相伴生,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冲突的规模、量级和次数等在全世界无出其右;1990年代之后,族群冲突虽有下降,但也出现诸多新特征和新趋势,让非洲各国疲于应付。进入新世纪后非洲族群冲突的新特点与新趋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武装冲突的死亡率正在下降。第二,非洲的冲突及参与冲突的行动者越来越呈“碎片化”,特别是族群、宗教以及政治派系的数量正在增加。第三,一些武装冲突具有强大的跨国性,武装分子能轻松跨越边境。第四,与选举直接相关的冲突充分释放,大部分非洲国家都经历过选举暴力。第五,在争夺诸如土地和水源等民生资源方面的局部暴力,其中包括常见的农牧民族群冲突也在增加,相关冲突基本覆盖了非洲所有国家的乡村地区。第六,族群与宗教冲突合流现象突出。

  从理论上看,有几种结构性驱动因素有助于解释非洲为何会频发族群冲突,这些因素常常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洲未来的和平与稳定:第一,高度贫困。从统计概率上来说,非洲的较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容易引发国内武装冲突,因而贫穷国家承受更大的冲突风险。第二,民主化。民主化导致乱象丛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轻则质疑选举获胜方在选举中舞弊甚至操纵选举,重则引发选后冲突甚至内战。第三,政权类型的相关性。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混杂政体类型,在政治术语上称为“中间政体”,这种政体较之专制政体更不稳定,尽管后者的稳定性又显然远无法与成熟的民主政体相提并论。第四,青年人口膨胀。青年人口的膨胀是冲突和高犯罪率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贫穷国家,青年人缺乏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政治的发言权和参与率非常低,极易卷入暴力冲突事件或犯罪活动。第五,邻国冲突的外溢效应。当国家处于一个充满冲突的区域,容易受到冲突外溢的影响,这一现象大湖地区特别显著。

  总的来说,赋以“族群名义”爆发的冲突,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尤其在后殖民多族群国家,其权力和资源分配大都缺乏成熟公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现实基础,依赖盘根错节的本土传统社会结构与网络。于是族群作为特殊的“文化与政治”单位,被组织和动员起来争夺与维护“共有”资源。这种基于利益的族际互动,一旦诉诸于政治权力,就表现为族群政治的形态,这一形态下的族群冲突往往带有极大的暴力性和危害性。而且只要国家或某个族群控制大量资源,就会持续面临族群政治的威胁。又或者,只要族群之间在关联和血统上有足够的区隔性,猜疑、恐惧、敌意与暴力便很难避免。

  (参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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