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召开。本期《非洲黄皮书》的部分作者、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京非洲学界代表及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共计50多人与会。

　　黄皮书指出，族群冲突与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相伴生，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呈愈演愈烈之势，其冲突的规模、量级和次数等在全世界无出其右；1990年代之后，族群冲突虽有下降，但也出现诸多新特征和新趋势，让非洲各国疲于应付。进入新世纪后非洲族群冲突的新特点与新趋势主要表现在：

　　第一，武装冲突的死亡率正在下降。第二，非洲的冲突及参与冲突的行动者越来越呈“碎片化”，特别是族群、宗教以及政治派系的数量正在增加。第三，一些武装冲突具有强大的跨国性，武装分子能轻松跨越边境。第四，与选举直接相关的冲突充分释放，大部分非洲国家都经历过选举暴力。第五，在争夺诸如土地和水源等民生资源方面的局部暴力，其中包括常见的农牧民族群冲突也在增加，相关冲突基本覆盖了非洲所有国家的乡村地区。第六，族群与宗教冲突合流现象突出。

　　从理论上看，有几种结构性驱动因素有助于解释非洲为何会频发族群冲突，这些因素常常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洲未来的和平与稳定：第一，高度贫困。从统计概率上来说，非洲的较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容易引发国内武装冲突，因而贫穷国家承受更大的冲突风险。第二，民主化。民主化导致乱象丛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轻则质疑选举获胜方在选举中舞弊甚至操纵选举，重则引发选后冲突甚至内战。第三，政权类型的相关性。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混杂政体类型，在政治术语上称为“中间政体”，这种政体较之专制政体更不稳定，尽管后者的稳定性又显然远无法与成熟的民主政体相提并论。第四，青年人口膨胀。青年人口的膨胀是冲突和高犯罪率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贫穷国家，青年人缺乏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政治的发言权和参与率非常低，极易卷入暴力冲突事件或犯罪活动。第五，邻国冲突的外溢效应。当国家处于一个充满冲突的区域，容易受到冲突外溢的影响，这一现象大湖地区特别显著。

　　总的来说，赋以“族群名义”爆发的冲突，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尤其在后殖民多族群国家，其权力和资源分配大都缺乏成熟公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现实基础，依赖盘根错节的本土传统社会结构与网络。于是族群作为特殊的“文化与政治”单位，被组织和动员起来争夺与维护“共有”资源。这种基于利益的族际互动，一旦诉诸于政治权力，就表现为族群政治的形态，这一形态下的族群冲突往往带有极大的暴力性和危害性。而且只要国家或某个族群控制大量资源，就会持续面临族群政治的威胁。又或者，只要族群之间在关联和血统上有足够的区隔性，猜疑、恐惧、敌意与暴力便很难避免。

　　（参见《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