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线发布了《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撰稿人范周等人指出，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流动的、活着的世界级人类文明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绵长的文化基因。当前，大运河文化带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沿线省市运河文化和旅游发展基础不平衡。体现在：（1）运河遗存及使用价值不平衡，尤其是在河道及通航方面。如京杭大运河北方大部分河段断流断航，部分还未淤废、仍然有水量的河流承担起城市排水或引水灌溉的任务；而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和浙东大运河整体均位于水量充足的江浙地区，运河仍然每天承担着大量的航运功能，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经济发展基础不平衡。受历史发展基础和行政区划等方面的影响，运河沿线城市在国土面积、人口方面相差不大，但在GDP、人均GDP、地方财政收入指标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性。发达运河城市至今仍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欠发达运河城市，如山东、苏北运河沿线城市，虽近年来得以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运河城市经济发展较为不平衡。（3）沿线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梯度明显。整体来看，大运河沿线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U”型格局，河段两端文化和旅游产业实力强劲，中部文化和旅游产业较为落后。从产业发展类别看，两端以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为主，中部以文化产品制造、文化观光等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为主。

　　二是大运河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仍存在矛盾。一方面，非遗保护、传承、利用严重不足。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沿线省、市政府均高度重视对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发掘，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明显增强。但在保护过程中，仍面临着重“有形”遗产、轻“无形”遗产，重静态保护、轻动态保护，缺乏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脱节等问题，使遗产与遗产地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相脱离，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大运河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存在实施层面上的矛盾，不同部门的职责及依据法律法规的差异是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三是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足，运河特色文化体系未形成。目前，对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对大运河文化内涵挖掘不深、融合不够，许多项目显得简单粗放。缺乏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与载体。模式创新较少，没有围绕运河IP形成系列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对虚拟价值与形态开发不足。随着航运功能的衰退，“因河兴城”的城河共生关系日渐松散，运河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关系还需重塑。

　　四是运河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目前，大部分地区各类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多以文献资料和实物的形式保存在当地的文化馆、档案馆，博物馆、非遗展览和主题活动也主要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不具备旅游功能。政府主要从遗产管理的视角对大运河文化进行静态的、单点的、项目性的保护，而没有从产业开发视角，对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缺乏市场化的定位和创意化的展示利用手段，旅游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相对不完善。

　　五是缺乏有效的沿线协同合作，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创新。国家层面统筹缺位，沿线城市各自为政，同质化趋势严重；大运河涉及水利、环保、规划、文物、宣传等多个职能部门，多头管理现象突出；宣传力度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热情与程度不高；四是区域协同还缺少必要的组织、制度与政策保障。

　　为此，撰稿人范周等建议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因地制宜顶层设计，打造大运河文化IP。大运河流域城市需充分运用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红色文化、旅游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化精品创作生产，加大对原创文化精品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力作。大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的行政主管部门要着眼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相关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大运河文化体系。

　　二是更新资源活化方式，增强文化遗产传承活力。第一，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建设非遗馆。提升大运河沿岸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综合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同时加强统筹协调，避免重复建设。第二，创新传习活动形式，推动交流。每年以春节、“文化遗产日”为契机，组织活动，逐步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同时，通过政府文化部门和一些文化艺术组织的推介，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赴外地展演，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去”，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升华。第三，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相融合，促进可持续发展。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生产、生活、民间工艺、表演艺术、礼仪习俗等多个领域，既是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要把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积淀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保护好、传承好大运河沿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大运河特色体验旅游业的发展。

　　三是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推动运河文旅价值转化。第一，梳理大运河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对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对大运河与流经城市的地域文化传统、民俗特色、历史变迁、城市风貌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研究，为旅游项目策划和旅游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素材。第二，挖掘非遗本身的文化价值。尤其是蕴含在其外显形态之中的隐性的内涵、价值观、审美心理与生活方式等，并将其凝练成重要的文化元素及符号。第三，关注非遗与运河的关系。如不同形态的传统工艺、美术、表演艺术等在运河沿线的传播、交流与融合等。总的来说，要在梳理大运河的水文化、漕运文化、商业文化、民俗文化，北京的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及非遗的历史、精神、科学及审美等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挖掘、整合与转化，提炼出大运河特色文化符号，在促进产业融合、做大产业载体、融入运河旅游网等方面下足功夫，最终将运河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

　　四是统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第一，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如构建水陆快速交通网络、5G通讯、智慧景区等。第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以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为依托，打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地方景标，将文化资源保护与公共文化空间结合，不仅为大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空间，也丰富了群众文化及相关保护知识，营造区域文化氛围，增强地方文化认同，在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形式的同时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联动。如设计运河沿线景观节点，打造旗帜性运河文化地标；塑造特色文化空间与雕塑小品，渗透运河文化气质，等等。

　　五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构建运河文化品牌体系。第一，培育大运河文化精品创作生产体系。大运河流域城市需充分运用历史文化、民族及民间文化、红色文化、旅游生态文化等资源，推动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加大对原创文化精品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因此，整合特色人文资源，打造文化产业品牌，使大运河文化带成为“高品位的璀璨文化带、高颜值的绿色生态带、高水平的全域旅游带”。第二，加大旅游景点的文化融入和品牌营销力度。将区域特色的自然人文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利用，组织研究人员编写具有文化底蕴的景点介绍，突出地方特色旅游项目的知识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大运河流域地级市需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加快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型文化业态。

　　六是促进产业融合对接，探索文旅融合的新业态。第一，调动市场力量，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启动“大运河文化+”计划，促进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环节的应用，加快培育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文化业态。第二，创新发展模式，拓展文旅发展空间。推进与沿线生态建设、城市功能、经济发展间的融合发展，创建一个文化特色、创新有力、繁荣活跃的发展带和城市群。鼓励沿线城市充分挖掘本地运河的历史文化资源，并创新性地将其融入到城市建设中去，丰富城市服务的多样性与特色性。同时运河文化不必局限在河道、船闸、码头等固态遗产上，还应探索以大文化IP为纽带，与特色小镇、动漫影视、旅游产品等有机融合，打造一个集景观带、文化带和经济带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群廊。

　　七是建立健全区域协同机制，增强统筹管理能力。第一，推进市域统筹。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政策等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样板。第二，推进区域统筹，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融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上来，助推运河保护利用与所在地区以及沿线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全方位深化国家战略和区域新格局背景下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三，推进国际合作。流淌了2500多年的中国大运河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对此，要加强与国际运河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引领创新大运河文化带的合作组织、机制、政策与内容，推动形成文化带命运与利益共同体。第四，推进学术联盟。依托城市人才资源优势，集聚一批优秀专家，倡导建立大运河文化带研究学术联盟，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人才智库，推动“运河学”建设，返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新发展。

　　（参见《旅游绿皮书：2019~2020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p128-1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