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进博会蓝皮书：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展研究报告（No.2）》。

　　当前，全球大调整、大变革加速到来，全球治理“公共品”的供给明显落后于全球治理需求，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已脱离时代发展，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成为大势所趋。其中，全球发展治理问题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一大重要议题。全球发展治理是指国际社会对全球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而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鸿沟是核心命题之一。从“中心-外围”理论来看，旧有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将绝大部分的优质资源要素过度地集中于位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外围地带”依附于发达国家，造成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且差距逐渐拉大。而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则处于传统全球发展治理体系的最底层和最外围，这些国家大都发展严重滞后。进入新千年后，最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极大地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

　　进博会给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和走向全球的机遇。由于在首届进博会上获得了较好收益，因此，最不发达国家对第二届进博会更加重视。从这两次参展情况来看，最不发达国家参加进博会积极性有所提高。在首届进博会上，47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25个最不发达国家的100家中小企业参展。在第二届进博会上，有40个国家的企业前来参展，覆盖率从53%增长至85%。

　　中国是最不发达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但是贸易合作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

　　第一，中国拥有全球18%的消费市场。全球18%的消费市场，主要是依照人口占比计算的。2018年，中国人口数为13.95亿人，全球人口数为75.94亿人，中国人口数占全球的比重为18%。中国拥有近14亿消费人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购买力增强，显示了巨大的市场前景。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消费能力已经能够与发达国家看齐；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庞大群体日益成为中国的消费新力量。中国市场是世界眼里的香饽饽，最不发达国家也应当参与分享庞大的中国市场。据了解，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参加进博会的主要意图是向中国消费者宣传该国的产品。

　　第二，进博会有利于连接最不发达国家的“供给”与中国的“需求”。进博会为双方提供了良好的线下展示、交流、商谈平台，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拓展中国市场，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规模。一方面，进博会使得加纳等国家第一次将自己的产品带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进博会使参展的最不发达国家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大额订单。如卢旺达一个经营辣椒的农业企业获得了向中国出口1500桶辣椒油的价值200万美元的合同。尼泊尔对中国出口的展会商品总计达21亿尼泊尔卢比（1美元约合110尼泊尔卢比），包括雕塑、绘画艺术品、菩提子、面条、羊绒围巾、中药材等。由于首届进博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尼泊尔政府对第二届进博会更加重视。

　　第三，进博会促使中国同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实现了国家和商品多元化。依托进博会这个展示和交易平台，中国逐步拓展多元合作主体及合作范围，而不仅局限于安哥拉等个别国家以及非金属矿物产品及相关制品等单一资源类产品。例如，马达加斯加的大龙虾、腰果、辣椒、香草，孟加拉国的黄麻手工艺品，老挝的茶叶，阿富汗的手工毛毯，赞比亚的蜂蜜、珠宝、手工制品，卢旺达的咖啡、茶、辣椒和手工制品等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喜爱以及大量购买。进博会的“带动作用”促使中国不断开拓新的贸易主体和交易商品，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密切。

　　（参见《进博会蓝皮书：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展研究报告（No.2）》p31-3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