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国研究中心、中国欧洲学会法国研究分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共同发布《法国蓝皮书：法国发展报告（2020）》。

　　蓝皮书指出黄背心”运动出人意料地爆发于2018年11月的法国。这是一个自发、松散、多元的社会运动，在法国和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也成为法国2019年最主要的社会动荡因素。“黄背心”运动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反建制性和暴力性，其组成人员和诉求经历了明显的变迁。法国政府为了应对这一运动，采取了疏堵结合的手段，一方面以补贴安抚贫困群体，开启全国大讨论，疏导舆论；另一方面，强化镇压手段，同时通过了《反暴力示威法》，遏制暴力行为。在兴起一周年之后，法国“黄背心”运动逐步平息。

　　在政治方面，“黄背心”运动让马克龙的政治改革进程受阻，被迫撤回汽柴油碳排放税法案，通过了《经济社会紧急状态法》和《反暴力示威法》两部法律，恢复了全国大讨论的传统。同时，马克龙设立了环保委员会，让公民参与推动《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而本届政府的养老金改革不得不推迟到2019年下半年进行，不料想这个改革遭遇2020年3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被搁置。

　　历时一年多的“黄背心”运动给法国社会造成了包括人员、设施、经济等方面的损失。除了在运动爆发时造成的抗议者与警方的人员伤亡外，“黄背心”运动导致的“打砸抢”活动给法国造成的损失也很严重。一些法国大城市繁华街道上的商店、餐厅、垃圾箱、书报亭等城市设施被损毁，建筑物被喷涂，银行、住宅遭到焚烧，街垒战让城市街道路面受到破坏。“黄背心”运动还设置了路障来堵塞交通，破坏了法国60%的交通监控录像器材，所以也造成意外的人员伤亡。

　　“黄背心”运动的规模和暴力程度是“五月风暴”以来所未见的，对法国在世界的形象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也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黄背心”运动给法国周边欧盟国家带来了示范效应，为欧洲议会选举当中的极端党派煽风点火。作为自发的社会运动模式，“黄背心”经验也传播到了欧洲和北美。德国、比利时都先后出现身穿黄背心游行的人群。加拿大多地的民众也模仿法国“黄背心”运动抗议特鲁多政府与联合国签订《全球移民协议》。随后，在欧洲的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效仿“黄背心”装束的社会运动。

　　马克龙总统和菲利普政府在治理旷日持久且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的“黄背心”运动中，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当，从而使历时超过一年的“黄背心”运动逐渐平息。“黄背心”参加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无所斩获，运动的热度也逐渐降温，其民众支持率也在不断下降。

　　但是从根本上说，“黄背心”运动的兴起是西方国家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的，而它反映出来的却是作为调节器的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失灵，它已无力弥合这种社会分裂。因为政治承诺缺乏保障，普通民众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实际利益，而不是党派立场。当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自发走上街头，而不是依赖工会或者政党。这种心态通过“黄背心”运动泛化开来，会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带来致命的打击。2017年法国大选就已经预示着这种变化。“黄背心”运动的诞生，就像给法国政治生活安装了一道泄压阀。当受压抑的不满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倾泻而出，并且不分左右，只有精英和平民的区别。

　　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在诞生。从“黄背心”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来看，传统的社会运动正在向新的方式转变。从斗争的人群组成到组织手段、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工会力量被逐渐削弱，传统政治中的左右翼政治斗争，逐步变成了精英与反精英平民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社交网络导致“黄背心”运动的参与人群构成非常复杂，且有许多极端党派希望搭上便车。其他行业也试图效仿“黄背心”运动的模式表达政治诉求，脱离传统的框架，如后续展开的教师罢工活动，就撇开工会采用了“红圆珠笔”运动的名义进行宣传。一种社会运动形式的诞生，往往起初是爆发式的、自发形成的。但是一旦这种形式成形并稳定下来，就代表了一定类别的诉求。这种形式可以暂时沉寂，但不会轻易消失。在未来短期内，“黄背心”运动难以再次聚集足够多的不满情绪，然而一旦时机合适，还可能卷土重来。

　　（参见《法国蓝皮书：法国发展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第7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