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5日，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共同发布《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0）》。

　　蓝皮书指出2019年是日本改元之年，“平成”落下帷幕，“令和”随之开启。年号（日本称“元号”）是日本模仿中国而使用的纪年方法，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定年号为“大化”，开日本年号之始。迄今为止，日本共使用了248个年号，持续1300多年。在近代以前的日本历史中，重大事件、祥瑞吉兆、灾异战乱等都可以成为更改年号的契机。直至明治时期，日本决定采用“一世一元”制度，即天皇在位期间不能更改年号，旨在强化天皇权威。尽管二战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确定的象征天皇制，更改年号不过是“新桃换旧符”的一种标志，但2019年的改元确实带给人们一个超越片段时间框架、从历史长周期深化思考的契机，成为日本总结以往30年、设计和规划未来的重要节点。

　　平成时代开启于1989年，见证了柏林墙倒塌、美苏马耳他会谈、世界冷战格局的终结。在这30年里，以世界局势的巨变为背景，日本自身也经历了重大变化，造就了一个改革与停滞并存、高昂与低迷交错的复杂年代。其间，日本经历了从竹下登到安倍晋三的17位首相、23届内阁，作为冷战背景下日本政治基本框架的“1955年体制”宣告瓦解，社会党易名为社会民主党，沦为政坛小党，自民党两度下野，并最终丧失单独执政能力。1992年，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战后日本首次实现向海外派兵，此后，日本向海外派兵次数不断增多。日美同盟在经历短暂“漂流”后重新强化,军事合作重心转向“亚洲-太平洋区域” 。以安全战略的主动性、外向化调整为切口，日本国家战略加速转型。平成时代，日本先后进行了涉及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行政、教育等广泛领域的多项改革，但总体收效不彰。日本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财政赤字恶化，经济进入“失去”通道，“在被日美摩擦消耗着能量的同时，还苦于对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的消化”，2010年，日本失去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政府施政成本上升，国际竞争优势削弱。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加速推进的“大国化战略”走到了历史最高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也同步显现。

　　2019年，实现了“超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的施政与境况折射出在此历史延长线上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大背景。政治上，在自民党“一强独大”格局相对固化的同时，民众远离政治的倾向持续走强。安倍任内几次国会选举的投票率均在低位徘徊，2019年7月进行的第25届参议院选举更是如此。经济上，新年号带给日本以新希望。自2012年12月开始被称为“安倍景气”的经济扩张期一直延续到2019年，被认为可望超过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长达73个月的“伊邪那美景气”，“创下战后最长纪录”，但“安倍景气”带来的实际GDP增长率较之前的周期大幅降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持续57个月）年均增长11.5%，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伊邪那美景气”年均增长1.6%，而本轮周期增长率仅为1.2%。在1982年到2019年的37年中，第一季度最高增长率出现在“昭和”改“平成”的1989年和2000年，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均出现显著增长，为此，日本国内对改元之年“纪念消费”带来的景气效应寄予厚望。但临近2019年年终，这一美好愿望宣告破灭。

　　回眸日本近代历史上由年号标识出的不同时代，在实行“一世一元”之后，从“明治”到“令和”仿佛是一块块区分历史阶段的“界碑”。“明治”这一里程碑标志着日本经过维新过程结束封建时代，踏上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短暂的“大正”是其延伸震荡期；“昭和”则区分为战争与和平前后两个半期，是日本在法西斯统治下发动侵略战争败亡和走上和平发展新路的两段泾渭分明的历史；“平成”作为日本战后改革发展的深化阶段，留下许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只可惜寄望“地平天成”的三十年中，国际及日本国内动荡不断，天灾人祸频发，不禁令人想到今天取义“初春令月，气淑风和”的“令和”，人们着实不敢过于乐观。

　　那么，令和时代将成为怎样的时代？前述“文化密码”在剥去“去中国化”外壳后，日本社会的普遍期待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呢，或曰是怎样的文化符号呢？让我们在令和时代的起点从“国家发展”与“国民幸福”两个侧重点尝试对其进行拆解。一方面，安倍晋三首相代表政府对“令和”做出的解读是“象征着我国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长传统，希望建成这样的日本”。其中显然包含安倍晋三所代表的保守政治势力对“近代辉煌历史”的憧憬，也由此可以预见到，今后，政治上“闲不住的手”与经济上“看不见的手”依旧会交相作用，使历史在不断重演中螺旋上升发展。另一方面，德仁天皇在“即位礼正殿之仪”上的誓言重点是“亲近国民，遵循宪法并希望世界和平友好”。这就意味着，令和时代的日本朝着和平的、幸福的、高福利的中等规模国家发展才是切实可行的国民福祉所在。历史将证明，日本在令和时代做出一种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才能随着科技领域基础变量的进步和跃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参见《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