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7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1）》发布会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顺利举行。

　　蓝皮书指出默克尔于2005年11月22日当选联邦总理，这位“超长待机总理”已经执政15 余年。2018年10月29日，在基民盟在黑森州州议会选举中遭遇历史最低得票后，默克尔宣布她将不再参与党主席竞选，未来也将不再竞选联邦总理。由此，“默克尔时代”进入倒计时。如果德国2021年9月大选后新政府难产，默克尔看守到2021年12月17日之后，则其将超过“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执政天数（1982年10月1日至1998年10月26日，共计5869天），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在四个执政任期里，德国以及欧盟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从金融与经济危机到欧债危机，经过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再到英国脱欧危机，以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因此，默克尔首先呈现的是“危机管理人”的角色。虽然默克尔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从“不情愿的领导”，到日益具有责任意识，但是，德国的外交行动仍然具有克制和审慎的特征。与此相应，默克尔对于欧洲工程的推动，更多的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热情，但是，也必须看到，默克尔并非一成不变，她也在从过往的危机应对中“学习”，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例如，如前所述，德法携手提出的复苏基金倡议是欧盟走向疫后经济复苏迈出的具有创新性的一步。

　　默克尔的危机应对无疑总体上是成功的，她在任期内已有好几次被定义为“跛脚鸭”，但是，这一角色又多次被否定。有学者指出，默克尔在本次疫情应对中更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是因为2015年9月难民危机中的失控是她的一个梦魇般的经历，因此，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她想要表明她能够掌控住局势。应该说，她一开始的确取得了成功。2020年前，默克尔的支持率在民调中已经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人们都在等待她的到任下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危机管理人”的默克尔重又回到人们视线中，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也收获了执政红利，民调支持率在疫情暴发后增长了10个百分点左右。德国的疫情防控形势一度很好，可是，如前所述，到了2020年秋季，感染人数上升，11月德国不得不引入“部分封锁”。但这并未能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暴发。在默克尔的强烈要求下——她为此做了其执政15年来可能最感情化的演讲，各州州长才最终同意引入“硬封锁”，但是，他们依然对艰难达成的妥协提出质疑，或者又退出，这导致疫情一再反复。由于德国联邦制的掣肘，联邦政府在疫情应对上的行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关闭学校、禁止接触以及规定封锁的决定都是联邦州的职能。但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致力于协调联邦与州之间定期的交流，并推动全德国范围内统一的抗疫措施。只是这一切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随着默克尔的到任，遗留的问题是，默克尔的接班人是否同样具有“危机管理人”的特质。

　　此外，在默克尔任期内，德国从“欧洲的病夫”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虽然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是，基于德国经济体制的韧性，德国经济有望在未来几年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更快地复苏。这将奠定德国在欧盟内发挥影响力的实力基础。而且，在结构转型方面，德国也有望继续走在欧盟的前列：德国复苏与韧性计划在欧盟引入的复苏计划“欧盟下一代”中，中心工具是总规模达6725亿欧元的复苏与韧性基金，为了从基金中获取资金，欧盟各成员国必须制定推动经济复苏以及增强社会韧性的计划。确立的重点措施领域包括气候政策与能源转向、经济与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增强社会参与、增强抗疫的卫生体系，以及现代行政与消除投资壁垒。由此可见，在德国的计划里，对气候保护与数字化的投资具有重要地位，有90%多的资金投入这两个领域：投入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向领域的资金达到115亿欧元，占总投资的40%左右；投入数字变革领域的资金达到140多亿欧元，占总投资的50%以上。由此，德国在绿色与数字领域的投入超过了欧盟为这两个领域分别确立的37%和20%的资金投入最低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的复苏与韧性计划还包含德法共同倡议但向所有欧盟成员国开放的“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针对的是氢能、微电子与通信计划，以及云与数据处理。

　　最后，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之一，即其在外交上的务实主义作风，在政府换届之后，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得到保留，也是存疑的。默克尔的务实主义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其政府的对华政策上。默克尔始终主张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合作，反对美国与华“脱钩”政策。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正是在默克尔本人的大力推动下，中欧双方在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在欧盟对华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中，默克尔始终推行以合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因为在默克尔看来，面对日益增加的全球挑战，欧盟与华合作对欧盟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但是，必须看到，随着默克尔任期的逐步接近尾声，她的控局能力也有所下降，德国国内一些主张调整对华政策的声音也日益浮出水面，这也尤其反映在德国政府于2020年9月出台的《印太指导方针》之中，这份文件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减少德国及欧盟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对中国的所谓的单方面依赖。由此可见，“后默克尔时代”德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端倪已然显现。

　　（《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第1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