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7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1）》发布会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顺利举行。

　　蓝皮书指出从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政策落实和实际表现看，德国在欧盟既发挥了其他成员国难以企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同时又受到极大制约。

　　一方面，德国在欧盟的领导作用基本经受住了轮值期间出现的重重政治考验，整体上发挥了欧洲大国的作用和担当。在应对疫情、气候保护等重大议题上，德国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并稳步引导和务实推进欧盟的战略自主、绿色转型、数字创新和法治国家建设。德国超越了狭隘的一己私利，在欧盟谈判中承担起危机轮值主席国的责任，做出最多财政贡献，采取灵活妥协而非突出自身的姿态，造就了此届轮值主席的成功。

　　另一方面，欧洲内部分歧多，政策协调难度大，德国需要说服其他成员国。德国在轮值期间的所有重要决策，包括欧洲复苏计划、英欧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几乎都是在最后一刻方才做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德国在欧盟发挥领导力的局限性，体现了其促成各方达成基本共识成果的不易。内部分歧也导致德国在轮值期间在对俄、对土政策以及难民、东扩和非洲事务上难有显著进展。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GAP）学者帕克斯认为，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欧盟领导力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德国走到前台，采取更加积极明确的姿态，将利益、价值观和长远规划结合起来，发挥新型领导力，但德国仍旧和欧债危机之时一样没有走出舒适区。德国在欧洲政策中习惯于“危机驱动的现实主义”模式，往往强调危机导致的客观条件限制，掩饰其在深化欧洲一体化、欧美关系、中欧关系等长期重大问题上的战略视野缺失。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综合考察影响德国的欧洲政策决策的多重因素。从主观意愿看，历史经验教训导致德国至今仍旧慎言宏大的地缘政治战略和自身雄心；从客观条件看，欧洲内部表决机制、力量对比等因素也对德国领导力起到牵制作用。默克尔“欧盟轮值2.0”的实践充分体现出，德国需要率先妥协，平衡各方利益，方能艰难克服欧盟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推动欧洲事务取得进展甚至突破；究其领导风格，仍旧是基于自身绝对实力的“主导”多于基于政治权威和感召力的“领导”。二战之后，德国选择了将自身命运与欧洲联系起来，依托欧洲一体化实现国家身份的正常化和重新崛起，接受欧盟制度框架的束缚，并利用自身实力引领欧洲未来方向，这一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给德国在欧洲领导力的发挥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