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蓝皮书分析指出，在对2022年经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短期宏观调控和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为促进我国经济恢复更加稳固和平衡，2022年应适度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注重做好跨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保持一定支出强度，更加注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冲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量降负，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引导实体经济平均融资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利息负担，有效应对成本推升型通胀；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破除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强化城镇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同时，注重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竞争等方面政策协调，既要防止相互掣肘，也要避免政策叠加共振。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保持一定支出强度，更加注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对冲经济增长下行压力

　　2022年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继续保持必要的力度。一是继续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财政支出节奏适当前移。2021年经济增长较快，财政收入增速高于财政支出增速，预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控制在3.1%左右。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设为3%左右，即财政赤字规模大约37000亿元，比2021年增加1300亿元。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大对“两新一重”建设、技术改造、产能绿化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通过财政支出助力供给侧固本培元。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教育、文化、体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扩大供给，提高品质。三是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与“十四五”重大投资项目匹配度，提高地方债发行和使用效率，提高社会资本参与专项债项目的积极性。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力度向社保基金划拨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利润，补充社保基金。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降低人户分离人口比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收支矛盾。五是针对疫情局部散发的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施。稳定市场主体尤其是服务业中小微主体的预期、信心和投资意愿，疫情期间出台的部分针对中小微市场主体的阶段性减税政策可视情况延续实施。

　　（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量降负，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引导实体经济平均融资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利息负担，有效应对成本推升型通胀

　　一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经济指标趋弱的情况下，202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基础上，边际上可适度宽松，保持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既要用好再贷款、再贴现、直达工具等结构性工具，也要注重货币政策总量工具在宏观调控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供需两侧双管齐下，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高度重视当前企业信贷意愿不足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的情况。一方面，缓解信贷需求端的不合理约束，合理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信贷及居民合理改善型住房信贷，适度提高市场化高效能主体的信贷意愿，避免信贷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加大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力度，增强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能力。三是利用好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将动未动的时间窗口，合理引导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有效降低实体经济存量债务利息负担，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等因素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造成的成本上升压力。四是研究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稳步有序落地生效。为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促进节能环保、开发运用碳减排技术等经济活动提供适宜的低成本资金，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同时，继续对符合环保标准的煤电、煤炭等传统能源项目提供合理信贷支持，避免盲目限贷、抽贷造成融资接续困难，威胁能源供给稳定。五是灵活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坚持以我为主实施国内货币政策。面对中美经济周期错位、增速差收窄的格局，适度调高稳增长在宏观政策制定中的权重，避免货币政策跟随美联储被动收紧，避免人民币一揽子汇率跟随美元指数被动升值。

　　（三）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破除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强化城镇就业扩容提质

　　宏观调控应更加突出就业导向，并以就业为优先目标促进各类政策更好协调。当前，劳动力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匹配、部分制造业企业招工难与部分青年群体就业难矛盾并存、青年大学生就业质量不高和隐性失业等问题仍然存在。一是要扩大市场的就业容纳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减负力度，加快优化保市场主体援企稳岗方式，对暂时性经营困难的企业，在补贴性的扶上马送一程之后更加注重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成本、适当政策倾斜等柔性扶持方式增强企业的自身发展动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增强稳岗扩就业的持续性。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的普惠性和政策精准性，继续将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转军人、失业群体、就业困难人群等作为就业政策关照的重点，密切关注退出性限制性行业的规模性人员溢出，注重激发劳动者个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匹配筛选的积极性，提升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加快消除各种就业歧视，把吸纳已育妇女就业情况纳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考察内容。三是以鼓励劳动者就业或创业为导向，提高财政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财政就业政策更多向末端的劳动者延伸；优化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结构，确保失业群体的合理失业保险金应支尽支外，提高技能提升补贴支出等直接面向劳动者个人的项目在非保险金支出中的比重（相对压缩“稳定岗位补贴”等面向企业的支出项目），更好发挥各类公共资金的就业促进作用。四是以缓解制造业招工难为重点，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一方面要重点推进用工主体降本增效、提升盈利能力、改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大幅提高制造业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促进制造业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互动融合，提高各类劳动者适应制造业就业的能力。五是持续增强服务业就业的吸纳能力，并通过提高生产率改善从业人员报酬水平。科学统筹促进生活服务等密接服务业加快修复，吸纳更多农村适龄劳动力到城市务工，提高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

　　（四）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竞争等方面政策协调，既要防止相互掣肘，也要避免政策叠加共振

　　一是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在总体层面把握各项政策出台节奏节点，避免一段时期内多项可能产生紧缩效应的政策过于密集地推出。每项重大政策出台前，应充分研判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联系以及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二是各项政策在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采用市场机制、市场手段、市场工具，辅之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三是把握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提高能耗“双控”限产政策的分阶段、分区域实施弹性。疫后一段时期，由于服务业恢复慢于工业，加之2021年制造业占GDP比重有所提高，服务业增速和占比较疫情前相对下降导致短期内单位GDP能耗指标上升具有一定合理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能源强度上升和能源效率下降。四是在执行房地产“三条红线”“两集中”政策过程中，积极推动房地产业“软着陆”，既要防止土地拍卖频繁流标、热点城市供地不足导致后期房价暴涨，又要防止四、五线城市房价过快下跌引发连带风险。五是注重反垄断监管的市场沟通，引导市场预期，凝聚多方共识，减轻市场震荡。在平台经济领域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相关法律法规可能出现滞后，应及时完善法律法规，在实施有关政策时提前预告，给予自查自纠的时限，科学引导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

　　（参见《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B1：p11-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