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拉开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序幕，伴随这一转型的重要实践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的时空压缩城镇化进程（见图1）。在这一过程中，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跨区域流动，并向城市地区集聚，但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忽视了社会系统的演进规律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势必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调与生态系统的失衡。同时，时空压缩过程的快速性和转型内容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致程度深、复杂性强、关联性强的各类城市健康风险。

　　首先，与快速城镇化进程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转型及其相关社会风险。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空间、资本和社会结构等均开始出现分化，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及相关风险。例如，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固有的城乡关系、空间秩序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规范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虽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无法与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无法公平享有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容易引发城乡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其次，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带来城市空间结构失衡的风险。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是以时空压缩的形式推进，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城乡风貌发生巨大变化，加之城镇化前期受政绩主义影响，各地市的城市建设侧重于空间形态设计的精致性，忽视了文化传承、风貌保护和公共服务提升，进而出现权益空间城镇化滞后于物理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治理手段滞后于城市生态环境风险等一系列城市空间结构失衡问题。表现在各级各类城市关系以及城乡发展空间上，就是“乡村空心化”、中小城市的“空城化”、大城市的“城市病”等。

　　最后，则是附着在社会风险与城市空间结构失衡风险上的利益冲突风险[2]。当前，城区扩建、旧城改造是城镇化最外显化的内容，附着在“外显化”内容之上的，则是利益关系的改变。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不仅使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更使政府、非政府组织、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总之，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社会风险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失衡，若不加以引导，及时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则容易引致发展失衡风险。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49~5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