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在京发布了《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2）》。

　　黄皮书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时代的呼唤。

　　要想深刻理解何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先厘清一般意义上的大国和大国外交。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大国（Great Power）是在国际关系中拥有较多权力的一类国家。一国权力的多少可以用影响他国行为的效果来衡量，也可以用其所拥有的能够产生权力的资源来衡量。在理想状态下，大国既拥有充足的权力资源，又能够有效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亦即“拥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能在全球和地区中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这种理想状态对大国提出了较高要求：除了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军备之外，其基于这些力量而产生的对外影响还必须得到广泛认同，被受影响者视为“合法”。如果不具备充足的合法性，即使有强大的权力资源，大国也未必能够有效影响其他国家，遑论塑造国际秩序；即使能够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施加影响的方式也必定代价高昂、事倍功半。正因如此，大国地位就意味着基于突出能力的特殊权力和责任，大国外交则是行使这些权力和承担这些责任的途径。

　　然而，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体系至今，应当发挥大国作用的主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却大多不尽如人意，甚至让大国外交本身蒙上了浓厚的负面色彩。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列强将维护所谓“均势稳定”、防止“一国独霸”作为最重要的大国责任，为此动辄使用武力、宰割弱小国家和民族，但最终仍不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痛定思痛，针对欧洲列强式的大国外交，美国的威尔逊政府在二战后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公开宣布“领土征服和秘密外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倡导民族自决原则，试图塑造当时的“新型大国外交”。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美国得以在国际社会毫无顾忌地推行美式大国外交。其表现较19世纪的欧洲列强确有进步，但与21世纪的要求仍有相当距离。即使按照美国自身标准，美式外交也存在严重的“名不副实”的问题：其倡导的是基于规则的秩序，现实则是美国自己为所欲为；鼓吹的是共同繁荣和共享安全，现实则是将非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排除在外。

　　2018年后，伴随着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代表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美式大国外交更是成为“美国优先”的代名词，其风格就是肆无忌惮、毫无掩饰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施加经济讹诈，谋求一己私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全球蔓延后，抗疫不力的特朗普政府不仅将矛头转向中国，更是悍然于2020年7月全球疫情的高峰期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引起举世哗然。[12]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口号由“美国第一”变为“美国归来”，但是其纲领仍然是“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推行的仍然是主要着眼于美国自身出口和就业的经济民族主义措施。在阿富汗撤军这样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多次提醒“美军应以负责任的方式撤离，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不能错上加错，因撤生乱”。然而美国依然不顾国际社会的担忧仓促撤军，暴露出其并不真正关心其他国家和地区和平稳定的自私面目。

　　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之所以过去数百年间其一直是一部霸权更迭、战祸不断的历史，重要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大国从未真正推行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往往是以履行大国责任之名行大国沙文主义之实。当今世界已经再次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对大国领导和大国责任的要求空前强烈。时代呼唤着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坚定践行国际道义的大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此应运而生。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用进步的外交理念来克服过去大国外交中的严重缺陷，真正团结和引领国际社会，推动构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见《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2）》p43-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