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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观点

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落实《巴黎协定》目标仍然存在困难与挑战
——《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2)》指出
来源:国际形势黄皮书  作者:张雯鑫   发布时间:2022-01-04

  2021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在京发布了《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2)》。

  黄皮书指出,2020年以来,气候变化并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止步,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威胁到粮食安全、加剧贫困与不平等,并助长疫病的蔓延。如果不采取行动,人类将难以承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后果,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过去一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尽管疫情肆虐、经济低迷,气候行动仍然是国际议程的首要议题,世界仍有机会把握住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遇。首先,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意识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重要性。频发的气候极端事件和科学研究结果已经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到来,世界各地均已显现危机端倪。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在未来十年中,可能性最大的风险包括极端天气、气候行动失败和人类主导的环境破坏。其次,可再生能源逆势发展,成为发电量唯一净增长的能源类型,在打造净零未来的过程中潜力无限。疫情期间,尽管笼罩在不确定性的阴云之中,但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的偏好仍然不减。2020年世界各国政府拍卖的可再生能源容量高达75GW,较上年增加20%。同时,上市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商和项目开发商的股票表现优于大多数主要股票市场指数和整个能源行业。2020年10月,全球范围内太阳能公司的股价比2019年12月翻了不止一番。最后,疫情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独特机会,一方面,这场危机的独特性可能会给各国时间以改造或新建可持续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将为可持续复苏注入动力,有远见和有针对性的投资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然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未来之路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与挑战。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大国良性互动。而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大国关系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旨在恢复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全球领导权,可能拉拢盟友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向中国等发展中大国进一步施压,主导气候谈判话语权,因此不排除美国将气候治理领域变为中美竞争新场域的可能性,而这将为国际气候合作蒙上阴影。即使政治障碍得以消除,落实《巴黎协定》目标仍然存在困难与挑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导致对低碳技术研发的预算和投资减少,这可能严重损害清洁能源创新,使净零排放前景趋于平淡。

  二是全球气候雄心依旧不足。尽管各国宣布的净零承诺非常令人鼓舞,但当前政策所隐含的排放水平与各国提交的NDC所预测的2030年排放水平之间存在矛盾,更与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所必需的排放水平之间存在矛盾。目前全球有4/5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平均碳价仅为每吨3美元,远远低于实现《巴黎协定》将升温控制在2℃目标所需的价格范围,即2020年达到40~8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此范围及以上的碳价格仅涵盖了全球排放量的3.76%。

  三是气候融资仍然不够。世界各国政府正在部署前所未有的财政支持,旨在稳定和重建经济,但仅有约2%的支出用于清洁能源措施。复苏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筹集的公共和私人资金远低于国际气候目标所需的资金,这种短缺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目前世界各国政府计划到2023年将清洁能源方面的融资增加到每年约3500万美元,这仅达到IEA可持续复苏计划设想的35%。清洁能源投资需要在21世纪20年代增加两倍,才能让世界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四是各方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方面仍存分歧,尤其是在关于第六条国际碳市场的方式与规则方面,各种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存在。

  总的来说,未来气候变化多边行动以及国际气候合作与竞争水平受到以下几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一是大国关系走势,尤其是中美两大关键行为体能否以合作而非竞争的心态共同引领和带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行动。二是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大流行对能源供应、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重大影响,新冠病毒变体的蔓延也妨碍了各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的决心。三是世界能否进一步提升气候雄心。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仍难以达到《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并且印度等排放大国仍未就提高气候目标做出坚定承诺。四是各国复苏计划的性质与程度,以及能源转型的加速或放缓等因素。五是即将举行的COP26将是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

  展望未来,将气候变化限制在可控水平的机会窗口正在快速关闭,世界各国必须携起手来,扫清政治障碍,切实履行《巴黎协定》减排承诺,通过国际合作构建净零未来。在21世纪20年代的关键十年里,国际社会应进一步提高减排雄心,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部署的投资力度;逐步提升碳价,合理运用碳定价工具促进减排,同时避免部分国家利用碳定价手段构筑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将公共资金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气候融资,特别是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支持各国以从疫情中复苏为契机,大力实现脱碳,创建更可持续、更具韧性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重视气候公平问题,增强气候脆弱国家的适应力与韧性,确保没有人掉队。

  (参见《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2)》p178-18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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