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制定之年。站在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节点，我们肩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重任，承载14多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为实现我党确定的在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在较长时期继续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并以量的合理增长确保质的有效提升，力争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十五五”时期一个极其显著的发展特色，是智能社会的来临。面对科技进步与人工智能汹涌澎湃的发展，面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提出的新课题等，唯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推进改革，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我们才能矢志不渝推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赓续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就业优先战略置于突出位置，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体现了就业为民生之本的价值理念。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与社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以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技术为表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推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催生大量新职业、新岗位。从光电子信息产业的芯片设计工程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电池研发专家、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再到数字经济浪潮中的数据分析师、网络安全工程师，这些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崛起，不仅直接创造了高质量就业岗位，更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专业化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在“十五五”时期通过“人工智能+”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构建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同时也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破除“唯学历论”“唯资历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风尚，解决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劳动者从传统“体力型”、“经验型”和“重复型”向现代“技能型”、“智能型”和“创新型”转变，确保高质量充分就业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同频共振。

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群体等群体，是就业市场的“压舱石”。这些群体的稳定就业，直接关系到大局的稳定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我们知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期，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则以高校毕业生为主（2024年新增农民工数量只有200万人，但2025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却达到1222万人，2026年预计达到1270万人——整个“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都是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增长时期）。所以，一定要围绕劳动力人口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满足增量劳动力的就业需求，也解决好存量劳动力的就业转型问题，完善好就业支持政策和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确保“十五五”时期我国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大局中，以“人才红利”创造“创新红利”，以“创新红利”创造“产业红利”，以“产业红利”推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奠定人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基础。

在经济社会的大转型中，面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的大量涌现，我们还必须在“十五五”时期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提升其收入水平，缩短其劳动时长，延长其休闲时间，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的人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实现人生价值。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中，尤其要关心灵活就业人员和以平台为主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这部分就业人员的总量已经上升到2.3亿以上——在4.7亿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接近50%，未来肯定会超过这一比例。

因此，伴随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模式向智能时代的转型，工业时代那种将企业和单位作为雇主的就业模式——那种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的生产和服务供给模式，还会继续向生产和服务的外包制或分包制转变，这一方面会促进企业和组织的小型化，另一方面也会提升个人劳动的自主性。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改变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劳动与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保护好这些从生产流水线上转移出来的从业人员，尤其是“劳动关系模糊化”的就业人员。在这些人员中，收入比较有保障的那些带货主播、网络大V、码农、数字游民和网络写手等高技能人员，他们有能力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形塑自己的社会保险、建构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那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大货车司机等就业人员，却在劳动方式灵活化的同时，出现劳动时间的延长化、社会保险的自缴化现象。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劳动保护，这些“个体化”的就业人员才能更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保就业才能保收入，保收入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就是社会结构优化的过程，更是消费提振的过程。只有源源不断地促进消费升级，才能在长时段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过程，也就是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所以，社会建设力量的强化，会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辩证关系。

最后，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十五五”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的大规模退休时期。在自愿弹性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这个出生同期群的人口会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会使劳动参与人口的数量迅速下降。我国劳动参与人口在2014年达到7.7亿人的峰值，此后逐渐下降，到2024年下降到7.3亿多人。在2.99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者占比已超过31%。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增减分化，对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出了新课题。这使我们必须在确保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同时，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一方面继续优化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基础养老金的提升最终决定其在达到待遇领取年龄的生活水平。收入分配制度，既要通过代内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要通过代际分配保障可持续发展。只有整合好代内和代际分配政策，形成最大公约数，才能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多动力活力。

本文节选自《社会蓝皮书：202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序言《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人民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