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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反全球化伴随着全球化出现。1999年西雅图事件使反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时至今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退出欧盟两大事件使民间层面的反全球化上升到了政府层面的逆全球化。
鉴于此，皮书数据库精选库内文章，从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特点出发，分别概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与西欧的反全球化浪潮，并对当前的反全球化现象进行分析。全球化的逆转只是一时的，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正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西方全球化的“退”现象
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特点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将其称为“第三波全球化”，以与1870年开始的“第一波”、二战之后开始的“第二波”区别开来。全球化既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推动社会生活诸领域发生变革的历史力量，因此其体现的形式和产生的影响是不断发展的。与前几个阶段的全球化相比，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更为充分生动地说明了这点。具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全球化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复合进程。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变化，但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且形成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则是一个新现象。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世界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世界贸易谈判不断深入，各国关税在种类和幅度上不断降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资本、商品、信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国际劳动分工的扩大和深化提供了制度性条件。
第二，随着全球化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扩展，全球化进程也在改变着“西方中心”的局面，向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转变。全球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进程，但是长期由西方主导，因此全球化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化”“美国化”，甚至“麦当劳化”，以强调西方国家、社会乃至企业拥有的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非西方社会主体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并且不断强大起来，“西方中心”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全球化呈现出更强的多元性。
第三，随着各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的互动更为紧密频繁，导致了国内问题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独善其身的。各国都不再把全球化视为外在的力量或发展的背景，而是作为思考和推动本国发展的出发点以及发展的组成部分，并积极形成本国的全球化战略。
第四，全球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风险，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其中包括“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核泄漏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的竞争更为全面、激烈，国家职能的发挥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全面。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制度机制以及文化价值，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领域，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政府不仅重视由资源物质组成的硬实力，也更加重视制度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以及“巧实力”。各国争夺的核心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特朗普引领新保护主义时代
“美国第一”的口号并不仅仅是唐纳德·特朗普选举前的“花言巧语”。他一贯反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支持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征收关税，这可以说是新保护主义时代的开始(事实上，布鲁金斯学会曾发表一篇文章呼吁重新评估全球化的未来，因为特朗普“可能逆转几十年来的全球趋势”)。中国、德国和墨西哥等拥有大量美国出口顺差的国家，一直处于特朗普批评的中心。贸易战争的场景已经成为政治和媒体的讨论内容。
特朗普总统倾向于双边贸易协议，而不是开放的多边贸易协议。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这种偏好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表示反对这项协定，并在他就职后的几天内签署了一份确认退出的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直接挑战了巴拉克·奥巴马的“转向亚洲”战略，引发了一场关于潜在影响的激烈辩论。奥巴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映了他希望促进美国盟友之间的自由贸易，并希望在经济层面上包围中国。特朗普的退出与这一战略背道而驰。一些主要的媒体机构据此预测，特朗普的决定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例如，《华盛顿邮报》写道，特朗普给了“中国第一个大的胜利”。在同样的情况下，彭博社写道，美国的退出是给予北京的“礼物”。英国广播公司认为这一消息是“中国的重大新闻”。
GeorgeN.Tzogopoulos：色雷斯德谟克利特大学讲师，法国尼斯欧洲研究所国际问题学者。
西欧的反全球化浪潮
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是反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源之一。这些国家本来就存在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抗议联盟。由于它们的策动，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在“西雅图之战”之前就已经在欧洲出现。
西欧国家反全球化抗议运动十分活跃，有着深刻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使欧洲成为“忧惧的大陆”。全球化对欧洲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的失业上。欧洲各国失业率普遍较高，目前仅欧盟国家就有约1350万人找不到工作。尽管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不致于生活无着，但欧洲人知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将不得不顺应市场要求进行改革，政府已经负担不起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企业也无法承受昂贵的人力资本。对失业的担心，加上外来移民冲击，促使欧洲国家的反全球化情绪高涨，并且与冷战后上升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力量与情绪结合在一起，引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此外，在西欧国家，公众对议会政治、政府机构、政治家的信任普遍下降。参加投票的公民人数和参加政治党派的人数减少。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年轻人对政治失去信赖，普遍感到空虚。而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及其影响正在向深层发展，与西方传统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治国理念发生尖锐碰撞，使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传统体制滞后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导致资本主义民主危机加剧。全球化的扩张导致市场力量的增强，而民族国家政府和现有全球性机构不能适应当前复杂的形势发展，无法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观念等方面的跨国性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崛起已成为影响公民生活的重要因素，但跨国公司的领导者不是“选举”出来的，它们在台前幕后千方百计对政府施加影响，维护的只是其特殊利益，民众的利益往往被置之度外。政府面对跨国公司的迅猛扩张左右为难，当公众利益受到跨国公司的“侵害”时，不能提供有效的关注或保护，使政府进一步失信于民。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社会对这种不公正和非民主的不满日益情绪化。而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发展，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组织成为公众表达其关注的载体，尤其是成了边缘群体的利益的“代表”。在它们的鼓动下，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梁光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反全球化的现象分析
反全球化源于对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与反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所引起的。激进的左派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仍然沿袭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激进观点和主张，与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即少数资本家对多数人的剥削和统治，认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弊端，实现一种更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与这些居少数的激进派的观点有所不同，多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者是不满这一制度所导致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他们要么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寄希望于实现各种改革;要么认为全球化是可以抑制和逆转的，更好的替代政策和制度是可行的。无论是从反抗性社会运动这种形式看，还是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点看，今天的反全球化运动并不是全新的。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女权运动等早已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也不是新鲜事物。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全球化运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是跨越领土和边界的经济、贸易全球化与受领土和边界制约的政治、法律之间紧张关系引起的。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是将全球化与“西方化”、“美国化”、“殖民化”联系起来，认为南方国家是“全球化的消极接受者，它们毫无保护地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们相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正在走向贫困化和边缘化，他们担心本国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担心全球化对民族经济的冲击，担心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外国的干涉与控制，担心失去土地和工作，被“连根拔起”，担心西方的“文化侵略”，等等。
新自由主义政策显然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一些阶层的利益。人们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受结构调整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新贫困者”群体，他们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就业者、国家服务机构的低收入者、养老金领取者、受冷落部门的年轻科研人员以及45岁以上再也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及其他失业人员。这些人之所以采取强烈的反全球化立场，是因为他们“最能感受到政策变化带来的后果”，是“结构调整中的真正受害者”。
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全球化提供了条件。前苏联东欧的巨变使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极对抗的消失，使人们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引起的各种问题上，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等都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反全球化者认定，这些问题都是大公司的全球化和残酷无情的市场化所导致的。
总的来说，反全球化运动代表了那些对现今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及国家政策抱有不满和反抗态度的人。在这一运动中，有些人并不是边缘化的人或深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但他们对全球化的诸多弊端，以及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感到不满和痛恨，对全球化进程持悲观态度。另外一些参与者，或者说多数人，则来自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阶层，例如前面提到的，包括感到工资待遇降低的劳动、“新贫困者”或“有教养但处于没落之中的群体”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代表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如失去工作的工人、失去土地的农民、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青年等。
如前面提到，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多样性和包容性。人们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将一切不满归于经济的全球化，归于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以及本国政府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李东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未来的全球化的“进”发展
从全球化到再全球化
随着西方国家的孤立主义情绪高涨，全球化进程受挫，但是暂时的全球化低潮并非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在由新拥抱再全球化时代兴国家构成的全球化新兴力量中，中国无疑成为支持和促进全球化的新动能。全球化没有停止，更没有逆转，而是转换了一种形态，开始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开始从底层即发展中国家立场思考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为了融入西方经济秩序，不断进行国内改革。而当西方经济体系出现危机时，这些国家又启动了对西方规则的再塑造，这是500年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即全球化开始由发达国家推动转向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推动。这也是为什么金砖国家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能够如此吸引世界的目光的原因之一。尽管西方仍处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位置，但是引领改革趋势的却不是这些核心国家，而是那些曾经处于体系边缘而今崛起为新兴力量的国家，这体现了全球化动能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化。
“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当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时，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将演变成“三元格局”，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这种三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距。之所以用“再”而非“新”来界定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是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全球化扩容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内部改革来升级现有国际架构，是中国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首先，“再全球化”的形态，由经济导向的全球化走向政治导向的全球化，由高层全球化格局走向低层全球化格局。自2008年以来，全球化的形态由以前的经济全球化为主导开始转向经济与政治全球化相互塑造的阶段。换言之，人们不能仅仅依据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来理解全球化的力量，因为在每一个贸易数字增长的背后都隐藏着诸多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被掩盖的政治纬度，而今完全被暴露在聚光灯下，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以及法国年轻总统马克龙当选的重要原因。经济全球化撕裂的西方社会，造成了占据人口多数的底层民众开始“自我革命”，他们通过选票告诉传统的高层全球化受益者们，他们很愤怒，因为低层全球化的世界正变得满目疮痍。由此，高层(大资本家、财团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全球化与低层(小商贩、普通移民、蓝领工人、失业者)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被公开展示出来，处于低层全球化世界中的人们高喊自己是受全球化损害的“99%”，而那些处于高层的所谓精英们则是获得了全球化红利的“1%”。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
其次，西方大国参与全球化的意愿与能力下降，再全球化的动力由传统大国转向新兴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义泥潭之中，自顾不暇，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种“一降一升”给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异常明显，这些国家曾经长期处于全球化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如今开始走向舞台中央，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高层全球化不同，这些新兴国家代表整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是低层全球化在国际关系中的映射。2001年，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了“金砖国家”这一概念，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最后，新兴国家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发挥全球治理的桥梁作用，填补低层全球化与高层全球化之间的鸿沟。在再全球化时代，世界权力转移的方式将越来越和平，获取世界领导地位的方式将是供给公共产品而不是大国战争。当新兴大国主动欢迎弱小国家“搭便车”的时候，就在霸权国所主导的旧体系之外，开辟了一种新型供给公共产品的治理路径，这是一种新老治理结构共存并进、分工协作的模式，世界都将会在权力转移的公共产品供给竞争中获益。
王栋：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亚投行助力再全球化
亚投行坚持多赢、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原则。对于中国和众多亚洲国来说，通过亚投行的平台可以实现双赢。一方面，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制约众多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薄弱特别是互联互通设施的缺失，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不高，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经济落后导致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公路、铁路、港口、电信、电网等支撑经济增长的公共服务系统。尽管亚洲开发银行可以为亚洲国家提供部分贷款，但相对于亚洲国家庞大的资金缺口来说，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仅仅是杯水车薪。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无疑有助于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资金瓶颈，助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亚投行也有助于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创建亚投行的最大动力，其实是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此外，亚投行也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国并不希望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排外的组织。相反，在筹建过程中，中国一直保持与亚洲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密切沟通和合作，邀请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入。尽管美国、日本至今没有加入，但不排除未来为其进入安排特殊方案的可能性。在亚投行的章程制定、机构设置等重要议题上，中国秉持开放、协商和合作的多边理念，积极与其他国家协商，努力借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管理和运营经验，而非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从成员规模上来看，亚投行已经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超过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规模。
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有某些相同功能，但定位不同。亚投行坚持多赢、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特别是吸纳新兴经济体，代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了制度革新的价值。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都是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促进发展提供融资服务。但不同于政府间合作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模式，亚投行将向私人投资开放，通过亚投行资本，调动私营资本，注重市场规律、商业价值和民生优先，兼顾投资回报与社会公益。与亚洲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初始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少于亚洲开发银行的1650亿美元，但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亚洲国家在亚投行占有75%的股权，远比它们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比重（60%）大，因此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帮助亚太国家反贫困，实现“没有贫困的亚太”。亚投行的主要职能是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项目（铁路、公路、机场、管道、港口、桥梁、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还可能拓展到节能减排、农业项目等。亚投行还涉及教育和医疗等新领域，这对亚洲开发银行最适合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是一个不小的拓展。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投资活动将位居全球之首，占全球总投资的比重将达到30%。
积极开展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中国在筹建亚投行的过程中，积极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密切沟通和交流，吸取它们在组织架构、章程规则、机构运行、项目运营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尽量避免旧有国际机构的缺陷与不足。秉承精干、廉洁、绿色的核心理念，亚投行将参考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原则，重视涉及环保和移民的安全保障政策，按照多边机构的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以建立良好的治理框架。亚投行的专业人员在全球进行招聘，奉行机构精简高效，腐败零容忍原则。同时，亚投行也充分借鉴其他国际机构运作的经验教训。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贷款组织相比，亚投行至少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开放度更高。亚投行的项目将向所有人开放投标，而亚洲开发银行的招标合同只面向其成员开放。二是亚投行将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该行为亚太地区成员保留了至少75%的投票权，这使得亚洲中小国获得的话语权大于它们在其他全球性组织中的话语权。三是亚投行将采取更精简的结构以保证其高效运作。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亚投行在人事安排方面比较精简，它不设常驻董事会，由一个无偿的、非常驻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不仅有助于节约成本，还有助于减少决策过程中的摩擦。
王栋：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一带一路”塑造新型全球化
越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的特殊节点，“一带一路”越要发挥为全球化举旗定向、增力赋能的引领作用，为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广泛合作应许一个光明的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回答了“去向何方”的问题，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目标牵引力。“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这些不足包括南北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公平和正义的失陷，安全与秩序的缺位等。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勾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愿景。通过政策、基础设施、货物与服务、资金以及民心的互联互通，公正安宁繁荣包容的美丽新世界有望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逐渐生长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引导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方案。“任何奋斗目标都不会轻轻松松实现，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预见，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不会全是铺满鲜花的坦途。然而，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这一事业是正义和宏大的，而且也是因为这一事业无比艰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不能“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实现的目标，越是催人奋进、励人前行。“一带一路”倡议回答了“如何抵达”的问题，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路线执行力。“知行合一，贵在行动”。确立的目标再高远，最终还需要切实可行的路线和一往无前的执行才能企及。“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全球化方案，“尽广大而致精微”，为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大合作、大协调、大统筹提供了平台。一是推动陆海统筹。这涉及的不仅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面向中亚的内陆地区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海洋文明的开放进取和大陆文明的厚重稳固有望在“一带一路”上交汇融合，焕发新的优势，带动沿线古老文明的群体性复兴。二是推动内外统筹。从实现形式来看，这意味着作为对外开放与合作总纲领的“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发展战略的全面对接。从精神实质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功”与新型全球治理的“招数”有望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相互促进，从治理的角度为全球化的良性升级，提供更加合理的规制和边界。三是做好政企统筹。“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是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之一。“一带一路”将这一宝贵经验推向世界。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较早阶段，在沿线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着力提升政府保护产权、创建良好营商环境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尊重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政府与企业相互配合，“一带一路”的连台好戏才能越演越精彩。
“一带一路”倡议回答了“怎样抵达”的问题，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道义感召力。“一带一路”所推崇和践行的，是信息技术浪潮推动下以共享、普惠、利他、平衡为特征的共赢型全球化。“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全球化的微观主体及其行为逻辑的革命性变化，要求全球治理上层建筑做出适应性的调整。旧全球化下那种各国政府因为本国企业或商业机构与其他国家同业机构的激烈竞争而形成的紧张关系将逐渐淡化，沿线各国政府不再是各自相互处于激烈竞争地位的机构企业背后潜伏的“撑腰者”或“打手”。取而代之的是，各国政府成为携手为各国机构企业和人民共同提供广泛、便利、高效、优质、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的合作者，协调一致地为沿线的所有企业、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它们相互之间共享、互惠地创造价值提供便利与条件。“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导新型全球化浪潮有序展开提供了科学指引，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新秩序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自然成长起来，添加了有益的养分。这种追求和平、公正、合理、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具备强大的道义感召力。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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