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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不惑

来源:皮书数据库 作者:江山 发布时间: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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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作者之一。

  

    “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恰好历经40个年头。10年前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不仅引用了孔子‘三十而立’的说法,还更深入一步引用了孔子的另一段话:‘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安国对这句话的权威解释是:‘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就是说,30年叫作一代,治理国家者施行仁政,解决民生问题,30年是一个可以显示出效果的时间区段。如今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高速经济发展,更实现了全体人民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

    “而如果把孔子的名言‘四十不惑’用在10年以后的今天,首先是说40年的成功实践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条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引申,也是说40年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时间点,以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从而更好地指导未来的改革实践。

    皮书数据库梳理库内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改革主题资源,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宏观经济政策演进、财税改革、区域政策及收入分配等方面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1978~2018。

 

 

 

中国经济从高波动、高增长向低波动、中高速增长的成熟经济转变

 

改革开放前25年,基本情况是高速增长伴随高波动,经济增长起伏波动大,1997年以前,最主要的调控目标是抵制通货膨胀,1999~2001年进入通货紧缩,价格起伏很大。后15年中仅有两年价格突破5%,而且没有出现通货紧缩。用波动方差(各年的数值与均值差的平方)衡量物价波动,前20年比后20年波动大10倍。从增长波动看,前20年经济增长波幅大,1984年经济增长超过15%,1989年、1990年回落到4%左右,经济大起大落,并伴随着通货膨胀,从增长的波动方差衡量,前20年比后20年增长波动大2.55倍,后20年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波幅收敛趋向。2012年后经济增长明显低于原有的8%的调控均值轨迹,增长速度从7.8%持续下滑。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政府对增速回落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维持在6.5%左右,中国经济从8%~10%的高速增长区间回落到了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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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GDP增长率和CPI波动情况(1978~2018年)

 

    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加强,直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体系建立,微观主体理性选择和自我风险约束加强;二是成熟的宏观管理体系得以建立,宏观管理的经验加强,更能驾驭复杂的经济局面;三是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体制改革对经济冲击程度下降。如1988年价格闯关,1998年后的国企改革,对经济体系震动很大,而现有的改革秉承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成熟,而且逐步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改革冲击相对较小。中国经济成熟度不断的提高降低了波动,但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部冲击的影响会加大,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特别关注和防范的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风险。

  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经济行为、宏观政策和经济增长理论等。

  楠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与要素配置效率方面。
 

  

 

 

 

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逐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断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调整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成功应对了1978~1996年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消费双膨胀导致的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1997~2012年有效需求不足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2013年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挑战,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把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作为五大支柱之一。经过1993年后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把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作为重要内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过去近40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中国立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根据国情合理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理论和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但也要看到,宏观调控在实践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缺乏体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调控指标,市场化调控工具尚不完善,行政干预手段使用仍然较多;政策之间效果抵消或负面效应叠加时有发生,调控决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机制化建设滞后,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法律保障和权威性、执行力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随着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宏观调控实践不断丰富,现有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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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完善方向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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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改革的一个基本脉络

 

  从主要着眼于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再到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定位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当我们大致把握了40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轨迹之后,一个绕不开、躲不过且对本文的命题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便接踵而来:梳理以往改革的基本轨迹,概括以往改革的基本经验,其最终的着眼点,当然要放在改革基本规律的提炼上。迄今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是否具有一般意义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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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财税改革进程概况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领域以财政经济学为主,主攻财税理论研究、财税政策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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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政策的改进方向

 

  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变过程,应当说,区域战略和政策在促进各地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是相当有效的。从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来看,当前区域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与增强发展协调性的要求相比,现行政策对于抑制和缩小区域之间居民生活和福利水平差距还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二是与促进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现行政策在促进各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也显得不够有力,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三是与促进创新发展、培育增长新动能的要求相比,现行政策在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改进。

  有鉴于此,区域政策应当在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着重构建和完善三大政策体系。首先是统一市场建设政策。此类政策没有明确的区域指向性,但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统一市场建设政策的核心是要消除一切妨碍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其次是有明确区域指向性的政策。此类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旨在通过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落后地区有效对接发达地区,促进全国市场统一。二是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旨在通过对问题区域(资源枯竭型地区、生态退化地区、特别贫困地区等)的扶持,为区域之间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三是针对重点区域的政策,主要是为了改革开放试验、培养增长极或使特定地区承担国家其他重要经济或社会功能的政策。最后是严格的生态和环境政策。通过这样的社会性规制,促进要素和经济社会活动向承载力高的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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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区域政策改进方向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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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

 

  中国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分配体制和机制的变化,也表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果上。经济转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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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化情况

 

    市场化的分配机制主要表现为每个生产单位具有充分的分配自主权,每个就业者的收入是由市场和用人单位共同决定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了相同素质和技能的人群的平均收入水平(均衡工资),而用人单位根据就业者的实际劳动贡献决定其实际收入。一个就业者的实际收入与其市场中的均衡工资之间的差异由许多因素决定,最重要的是其劳动贡献的大小。市场化的分配机制还对劳动要素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给予收入回报,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管理才能、创新观念和创新能力等都会通过微观的分配机制获得应有的报酬。同时市场化分配机制还允许给予风险和运气获得收入回报。由于收入决定主体的多元化,收入决定因素的多样化、微观化,收入决定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不可避免。

  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不仅带来了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国有企业改革到位,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只是导致一个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而错位的改革不仅会导致一个部门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会导致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规模在缩小、就业人数在减少的同时,大国企的垄断地位在不断强化,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转化为员工和高管的超额工资报酬,不仅带来了部门之间工资收入差距的上升,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就业,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另外,外资企业对技能员工和高学历劳动力有着更大的需求,无疑会拉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外资进入会产生扩大收入的效应。当然,外贸、外资所产生的综合效应还需要做细致的分析。

  中国公共部门的就业群体庞大,其收入分配机制和分配结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公共部门既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也包括国有企业,因此公共部门的分配机制,一方面显现出分散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集中控制。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后者也带来了某些方面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经济转型与发展、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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