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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研创

皮书研究

新传播生态语境下的新闻传播类智库建设刍论
来源:皮书研创与当代中国研究  作者:李继东   发布时间:2018-09-05

  摘要:本文通过对《全球传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的创作历程及其价值进行分析,将新闻传播类智库建设置于新传播生态及其变迁的语境中,着重探讨了基于万物传播、新全球化和大数据的新传播生态及其影响,进而提出了新闻传播类智库建设四大发展趋势。

  关键词:传播生态智库建设万物传播新全球化大数据

  一、智库建设的有益探索:“全球传媒蓝皮书” “国际传播蓝皮书”的创作历程与价值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中国国际传播力研究团队”(以下简称“研究团队”)发布的第一本蓝皮书是《全球传媒蓝皮书:全球传媒发展报告》,该书用时两年策划,2010年10月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组稿、编辑,2011年12月开始发布,至今已出版8年。这本书最早的定位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全球传媒产业的发展态势,具体有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从国家和地区层面来看,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遴选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法国、葡萄牙、南非、巴西、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第二,从行业层面看,具体分析上述国家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产业规模。第三,通过研究热点案例,对当年全球传媒产业发展的热点话题予以分析。这项研究的工作量很大,每年要动态检索各国相关数据,需要既通晓英语、法语、俄语、日语等语种又懂传媒的人才担当此任,对于作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难的工作。研究团队在吴敏苏老师、刘昶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甘露、王润珏、龚颖元、张勤、颜巧容和刘琛等一大批青年学者参与了这项写作工作,与此同时,研究团队还约请印度、俄罗斯等国学者初步建立起一支作者队伍。

  回首过去,研究团队紧随全球信息传播的发展态势,紧扣国家、行业发展之需,不断调整年度研究范畴与主题。2011~2012年聚焦产业发展,2013年则拓展到传媒的整体发展,更注重传媒的社会效益,强调全面发展。媒体融合不断深化,移动互联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传媒生态的变革产生了影响,大众需要重新思考传媒的内涵、属性和角色。同时,每个人的生活更加媒介化,从2015年起,本报告开始从整个信息传播领域的角度来分析传媒业,总报告也开始梳理全球传播的发展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也为变迁中的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方案。同时,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依旧存在,海外公众对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不够了解、理解和认同,大众对丰富多样的国际社会也缺少深入的观察、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启了“走出去”战略,业界亟须深入分析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的媒体、企业等主体的国际传播历程,以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研究团队开始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学理上看待中国的国际传播,这也是研究团队对“全球传媒蓝皮书”乃至国内有关学术研究的一种反思:多年来,研究团队的视野一直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关注全球传媒的发展态势,却较少思考我国政府、企业、媒体和民众的海外信息传播行为。因此,业界亟须总结中国的国际传播道路,进而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国际传播理论。为此,2014年7月,研究团队推出首部《国际传播蓝皮书: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这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创。当时,研究团队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新社等国内主流媒体以及四达时代集团和蓝海电视集团等民营媒体,3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梳理、总结和提炼四年来(2000~2014年)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并挖掘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其发展趋势。

  在组织撰写《国际传播蓝皮书: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的过程中,研究团队深切地感受到传播不仅仅是媒体的责任,尤其是国际传播方面。中国的海外形象主要体现在企业品牌,比如,中国对美国和英国的了解是通过两国的产品和品牌。因此,研究团队将研究对象从媒体扩展到政府、企业和社会。此外,较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也是企业。于是,从2015年开始,“国际传播蓝皮书”的主题聚焦在中国企业的国际传播力。2017年,“国际传播蓝皮书”的主题又拓展到整个文化领域,研究团队不仅顺应了国家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且还认识到更深层次的传播应是文化。其间,围绕这些研究主题,从2016年开始,研究团队在每年元月发布《中国国际传播力报告》,运用大数据对中国社交网络的传播能力予以评价。

  总之,从智库建设的角度来看,“全球传媒蓝皮书”“国际传播蓝皮书”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基于中国的视角来解读全球传媒业,这是“全球传媒蓝皮书”的使命。一直以来,中国都是运用西方理论来看待全球传媒业,往往缺乏理论话语,当务之急是要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全球传媒业的发展。二是中国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这是“国际传播蓝皮书”的使命。因为很多国家不了解中国,尤其不了解当代中国。由此可见,两部蓝皮书的核心目标是想构造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是一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建构方式。换言之,要通过“全球传媒蓝皮书”“国际传播蓝皮书”及其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来重构一个当前信息传播领域的话语体系。

  二、新传播生态:万物传播、新全球化与大数据

  2017年,传播生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5G等技术发展应用之上的万物传播,简言之就是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二是新全球化,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是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浪潮。三是大数据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

  (一)万物传播

  现代人很少不用移动终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曾说道,媒介是人的感官系统的延伸。物联网、VR/AR、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把人的信息附着在物体上,实现人物、物物相连,由此,称为“万物为媒”。从媒介的发展历程来看,媒介实际上是一种人与信息、外界的连接器,媒介生态变化的核心是连接器的变迁(见图1)。过去,媒介生态的变化是单一的,而报纸是需要视觉的。2020年左右,随着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产生全触觉的概念,即人们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等感官系统媒介化的过程。从链接的内容来看,需要构造场景。

  2013年,个人终端连接器是90亿个,预计到2025年,大概是250亿~500亿个,即人与物之间、人与信息之间是无缝链接。2016年,约1/4的家庭有10个网络终端,到2020年将达到50个,即“外来个人终端+家庭终端”都是万物互联。因此,整个媒体的生态可以用四个名词表示:个人化、移动化、社会化、普遍化。个人化代表开放的平台,即边生产边传播。尽可能多地吸纳社会各个层次的人来参与。移动化表明人们走到哪里都有媒介。社会化表示让社会来参与,包括评价。App、微信公众号也能体现其作用,在每本皮书发布以后,实行自传播。普遍化表现在它的无处不在,万物为媒(即整个媒体)是近10年的发展动态,而自媒体就是万物为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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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上述观点,新信息传播生态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万物为媒,无论是传播还是生产,它的典型特点是已经社会化了。第二,整个操作体系是智能化的,有人工智能参与,有算法主导。第三,平台即生产,即连接供需两端,连接生产和消费。第四,传播效果是叠加的,呈网络几何型。要掌握发话的临界点,当临界点达到一定高度时实现自传播。第五,整个领域是跨界的。过去,传媒只是一个小圈子,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原来只负责广播电视研究,而现在却与计算机业、文化业,甚至其他理工科都建立了联系,实现了跨界。所以,今日的主题仍聚焦在大的文化思考上。

  (二)新全球化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倡导的是以四大经济为主导的自由主义,而中国提倡以“操纵”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包括新的世界主义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概念。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越界(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一带一路”建设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所谓求同存异的过程、求同存异的概念可以在亨廷顿这里找到答案。

  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带一路”中五通的核心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大同,大同对信息传播领域来说是万物沟通到万物连通的过程,这是个开放的系统,也是整个智库操作的发展方向。

  (三)大数据

  大数据的概念很简单,即“五个V”: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低价值密度)、Veracity(真实性)。前面四个V体量大,因为它的数据源获取便捷,比如,电脑和饮料瓶都可以通过传感器获得数据。此外,大数据还有速度之快、种类之繁多等特点。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可以防止各个端口做假。理论上讲,技术发展可以解决在区块链基础上大数据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每个信息都是实时更新的。

  大数据的传播生态有三个特点,分别是全面性、复杂性、相关性。皮书建立数据库,重要的是数据源。第一,数据源不但来源于人,更多来源于万物,还包括大量的人造物,即除了现代设备之外,人造的符号。第二,数据就是用户行为,皮书操作就是数据挖掘的过程。2015年,“国际传播蓝皮书”课题组开始研发自己的软件,用来抓取国内和海外的数据,以此做出精准的预测。第三,大数据实现了精准传播。主要体现在内容和结构的挖掘,包括市场结构、主体结构的挖掘以及行为的挖掘。在文化领域,每个人使用的东西,无论是使用媒介的行为,还是使用文化产品的行为,都可以在网络上留下印记。

  三、新闻传播类智库发展的四个趋势

  新闻传播类智库发展的趋势有四方面的思考:第一,重新定位媒体和传播。媒体是什么?过去,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发布信息,现在变成了内容,变成了一个产品,甚至变成个人文化生活的一种状态。传播也变了,过去是大众传播,后来出现了个人传播时代,新时代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因此,传授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第二,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整个新闻传播类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的角色定位。过去是“关起校门成一统”,现在更多的是面向社会,以问题为导向。第三,重构知识体系。“全球传媒蓝皮书”“国际传播蓝皮书”的操作也是重构了知识体系。第四,整个运作方式发生了转变。新闻传播类智库更需要加强与业界、社会的互动,从鲜活的实践中提炼知识,构建多纬度的知识创新与传播体系。

  参考文献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

     (本文根据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继东在第十八次全国皮书年会(2017)上的讲话录音整理而成。李继东,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球传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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