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规则的公平正义与网络空间治理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如期开幕，“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再次此发人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网络空间从自然状态向契约社会的过渡尚未完成，步履仍属蹒跚，规则依然缺席，乱象堪称顽疾，前景模糊不清，离同呼吸、共命运的网络空间共同体还有很大的差距。技术前进的步伐再次把人类自我管理的能力甩到多条街之外。

　　观察目前的国际网络空间：极端势力利用网络组织协调恐怖活动并散布涉恐信息；网络空间的间谍行为、破坏行为和颠覆行为给所有国家、企业和个人带来了现实而严重的威胁；类似2007年针对爱沙尼亚、2008年针对格鲁吉亚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2010年“震网”（Stuxnet）病毒攻击伊朗核设施等网络攻击事件不绝如缕——对于这种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霍布斯式的“人自为战、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描述，完全就是现实的一种镜像。

　　对此，很多国家的网络安全战略都提高了警戒级别，确认由国家、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网络攻击，是对本国安全的顶级威胁之一。然而，作为全球性议题的网络空间治理，这种“人自为战”还远远不够！如果无法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确定共同遵守的网络空间规则，仅靠制造盔甲长矛以图自保，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心理猜疑与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

　　然而，现有的国际法共识和国际行为规则已经远远不足以规范与约束网络空间实践：它应在什么范围、何种方式上适用于网络空间，是全面适用还是严格适用，仍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当然，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则的发展并不要求重塑习惯国际法，也不会令现有的国际规则过时，但是，网络技术的独特性质要求人们继续努力，以明确这些规则是如何适用的、还需要补充哪些必要的新理解。

　　同时，要促进国际网络空间的善治，更离不开世界各国、各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然而，基于西方与非西方在网络治理上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权力失衡，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首先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网络空间话语权明显不足的问题：受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技术垄断和各类规则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网络空间明显处于被动局面，话语权严重缺失：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国际网络空间向全球进行经济渗透、文化输出，坐收“网络红利”；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则面临被侵夺的危险。

　　因此，在通过建立国际规则来实现网络空间善治的过程中，掌握操控权的霸权力量必须被制约，无论其自诩多么的善良、公平和正义。在网络空间治理规则化的过程中，要吸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必须通过软制衡——政策联盟与话语约束来实现。

　　一、 通过协调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与主张，建构内部制衡。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应用创新，缩小和弥合与发达国家、地区、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彼此间更需要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优化现行规则、谋划应有规则、思考最佳规则，一道推动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使其更加平衡地反映各方利益关切，实现更多国家向价值链上方的移动，从世界工厂的车间和消费者，转型为一个技术和创新中心，销售知识而非只是汗水。

　　二、 介入国际社会以影响全球议程，进行外部制衡。进入全球化的信息、物流、人流便捷时代，主权的传统管理范围开始调整，权力本身也开始多元化和社会化，出现了上移和下移两种倾向：上移至国际社会与扩散到次国家组织甚至是个人，由此形成的舆论和决策环境制约、改变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模式。因此，在网络治理规则化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其交往对象和关系网络，要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跨国社会运动、国内各级政府组织、企业和有影响力的个人，籍此传递真实、客观、全面的信息和思想，影响全球教育和知识生产系统，引导公众和社会对网络安全领域的正确认知和精准理解，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树立发展中国家网络治理议程在情感向度上的全球道义形象。

　　三、 积极参与、影响国际组织与全球论坛，进行消解制衡。通过机制化的策略，在国际组织与全球论坛中，从网络管理权、网络技术权、网络内容权、网络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引发的公平和正义等层面，来消解美国网络话语霸权、分化西方政策联盟，对新的行为规范进行倡议，以打破美国网络安全理念与作法在全球舆论和道义层面的霸权，为网络空间善治提供可能。

　　惟其如此，在网络治理领域制定出来的国际规则才能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才能让各方普遍接受，从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作者赵瑞琦，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