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业苗：农民消费空间的城镇化转向

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消费空间集中于乡村，最小的消费空间是农户家庭，最大的消费空间是集镇的集市。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整合了乡村社会，农民的部分消费空间超越村庄或公社创办的供销合作社、副食品站、卫生院、初级中学等成为农民消费新空间，但国家取消了集镇中的集市，并将农民消费空间严格限制在公社范围内。尽管县城镇消费空间，如商店（场）、五金店、饭店、酒店、书店、理发店、电影院、剧院、浴室一直存在，且消费品种、样式比集镇丰富得多，但除了县城周边农村的农民到这些空间消费外，落后的交通条件和窘迫的经济状况将绝大多数农民阻隔在县城镇消费空间之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市场恢复，农民消费的能力和欲望得到极大释放，农民消费空间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一些传统的、被取消的消费空间得到恢复，一些跟不上农村社会发展形势的消费空间被淘汰，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空间，如棋牌室、市民广场/文化广场、运动场等，并逐渐成为农民喜欢的消费空间。

不同时代的农民消费空间有所不同，在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民消费空间变化最大，呈现出城镇化倾向。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承包制废弃了社队集体式农业劳动，推动了农村多种经营发展，并且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需要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被关闭的集镇市场逐渐放开，农民可以自由地到集市空间进行农产品销售和消费活动。特别是在乡镇体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后，一些地方在“撤区并乡”改制中增加了乡镇数量，而每一个乡镇几乎都在政府所在地建立规模不等的农贸市场，以吸引农民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市场空间参与交易和消费活动。不过，由于受到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在从事家庭农业劳动之余只能在本地乡村流动、兼业，即使在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地区，企业职工也以本地农民为主，几乎见不到外地打工者。绝大多数农民只能在本地消费空间进行消费活动，跨城乡、跨地域的消费活动并不多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党的十四大后，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并对农民消费空间产生了双重影响。一个影响是农副产品销售渠道逐步放开，农民经济活动空间扩大，农民消费空间也随之扩大。如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要求农民把水稻、小米等粮食产品和花生、油菜等主要经济作物产品出售给国家粮食收购部门，不能擅自到市场上销售，而到了90年代，由于粮食收购单位的粮储压力加大，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政策，允许农民通过市场渠道自由出售农产品。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的市场意识日趋增强，农业经济作物生产和养殖业、手工业在市场驱使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农民经济收入不断提高，有条件在更广阔的消费空间进行消费活动，其中一部分转到城镇。另一个影响是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一些消费空间收缩。20世纪90年代城市市场化改革进入快车道，城市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经济理性日趋增强的农民对此做出积极反应，果断终止农业生产的“内卷化”模式，将家庭主要劳动力分流到非农产业，或安排到城市打工，以谋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消费空间逐渐萎缩：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常年在城镇工作，只能在城镇消费空间进行消费活动；农村留守农民越来越少，且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他们的消费能力弱，致使乡村消费空间的规模、数量锐减。但城镇化发展扩大了城镇消费空间，它们在为进城农民提供消费空间的同时，还吸引居村农民到城镇消费空间进行消费活动。随着城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消费空间城镇化转向将不断加速，这可以从物质、文化和服务的三个空间中看出。

1.物质消费空间转向

物质方面消费包括吃、穿、住、用、行等，农民的物质消费场所仍主要在乡村，但正在加快向城镇转移。

在吃的方面，尽管一般农民家庭吃的东西仍旧来自家庭种植的作物和饲养的家禽、家畜，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多数农民家庭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都耕种、什么都饲养，只能根据家庭农田和劳动力实际状况选择性种植和养殖。而家庭消费品的种类是个常量，不会因种与不种发生明显变化，如此，家庭消费中不少物品要依赖市场，尤其当家里来客人、过节、办红白喜事时，更需要从城镇市场购买更多的物品。

在穿的方面，农村很少有人穿人工缝制的“土布”衣服，那种先买布料，后将布料送到村庄裁缝师傅家里缝制，或请裁缝师傅到家里包工缝制衣服的习惯做法也急剧减少，人们更喜欢从集市、商场直接购买成品服装。不仅如此，随着城乡人员流动和交往进一步加深，城镇人对农村人穿戴打扮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村人穿戴服饰越发类似于城镇人。

在住的方面，有人做过估算，说农民大体上10～15年要翻盖一次房子，一辈子要盖三次房。笔者在安徽、江苏农村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民一般将“土墙—草顶”房子改建为“土墙—瓦顶”房子；在90年代，农民们普遍将“土墙—瓦顶”房子改建为“砖墙—瓦顶”或“砖墙—平顶”房子，不少家庭还将过去的一层房子加盖为两层小楼。21世纪后，农民住房消费比过去更大，但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随意做新房子，有的村庄十几年来没有增加一套新房子，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城镇买新房；政府加大村庄拆、并及其空间整治力度，要求新房到规划地或集中社区/中心社区建造。虽然农民自建的新房仍位于乡村，但房屋结构、小区环境与城镇住宅区已经没有多少差距。

在用的方面，生产用具，如耕地、种植、浇灌、收割、烘干等农具普遍机械化，生活用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太阳能或电热水器、煤气灶等都进入平常农家。这些曾被城镇居民使用的物品正加快进入普通农民家庭，购买、维修都需要在城镇消费空间进行。

在行的方面，“出门靠走”已成为历史，赶集或外出办事的农民普遍依靠交通工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自行车正在被摩托车、电瓶车代替。“村村通”工程实施后，农村道路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村民乘公交车、开私家车“赶集”“逛商场”越来越多。

2.文化消费空间转向

不少学者认为农民日常生活单调、枯燥、乏味，文化消费非常有限。相比于城市居民，由于乡村缺乏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剧场、市民广场、博物馆、公园、酒店、茶吧、咖啡屋等文化活动场所，居村农民的文化活动一般只能在家庭或村庄中进行，几乎不需要什么消费。除农村传统节日或政府、村委会举办的文化活动外，乡村文化活动多数是自发的，且基本上在农闲时间进行。在不能做农活的夜晚、阴雨天和农活少的冬季，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较多，内容一般以看电视、串门聊天、打牌为主。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文化消费空间如物质消费空间一样，都在萎缩，并呈现向城镇转移趋势。农民文化消费空间的变化与乡村劳动力流出、村庄居民减少有关，劳动力外流致使村庄人口减少，传统文化活动甚至是最普通的串门聊天、打牌等，也由于缺乏参与者而减少，于是：（1）村庄中一些爱“玩”的人不得不在农闲时间或在赶集时到棋牌室、网吧等城镇消费空间进行文化活动；（2）一旦城镇有大型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文化节、庙会等，文化活动少的村民们会在好奇心驱使下三五成群赶去“看热闹”；（3）城镇打工的农民，由于他们多半是只身一人在城镇生活，闲暇时间多，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比城镇居民更喜欢参加城镇文化活动，以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

3.服务消费空间转向

获得服务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益，也是一种消费行为。传统农村社会甚至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里，农民服务消费都很低，并且集中在乡村。由于服务范畴比较宽泛，服务内容多种多样，服务性质也有很大区别，这里将农民服务消费简单分为农业生产服务消费和农民生活服务消费两大类。在农业生产服务消费上，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不高，农民凭借代代相传的经验就能很好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不需要专门学习，也不需要到城镇空间寻求消费。如今，农业现代化发展对种植、管理、销售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经验日趋式微，农民对农技、农机、农经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多，必须向城镇的农技站、农机站、农经站等事业单位和一些为农服务的市场主体寻求机械、技术、资金、维修等服务。

服务消费空间变化最大的是生活服务，农民的教育、社会保障、劳务等服务消费空间都向城镇转移。（1）教育服务消费空间。20世纪农民孩子上学，小学在行政村，初中在乡镇，少数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可以到县城重点高中读书，多数孩子只能在就近乡镇的高中读书。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外出务工和县城镇中学扩招等因素影响，在家乡附近学校读小学、初中的学生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到中心镇、县城镇学校读书。由于孩子小，加上每户孩子少，一些家长不惜放弃农活陪孩子到中心镇、县城镇读书，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2）社会保障消费空间。在农村社会，对农民影响最广泛的社会保障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农村老人养老与城镇老人养老不一样，只要老人能走动，他们就仍是家庭劳动力，做农活，饲养家禽、家畜，养老时间比城镇人短很多。但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老年化程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国家为农村老人提供与城镇老人一样的养老保障。农民医疗保障空间也向城镇转移，一是生活好起来的农民更加注重身体健康，看病要求不断提高，生病后更想到较大医院（县级医院）看病；二是住院治病可以报销更多的政策，让部分患者不愿意在乡村诊室看病，更想到城镇大一点的医院住院治疗。（3）劳务消费空间。在传统农村社会，不少农民依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逻辑，要求自己孩子拜师学艺成为木匠、瓦匠、铁匠等。农村匠人多，村民做家具、缝衣服、理发等需求都有匠人提供上门服务，不需要到村庄外空间寻找消费。但城镇化发展不仅促进农村普通劳动力外流，拥有一技之长的匠人们由于受到城镇企业青睐，流失很严重，农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能方便地找到匠人。再者，匠人减少，请他们做家具、做衣服成本大大提高，甚至超过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如此，农民们更喜欢到城镇空间购买现成品。当今的农村，凡是城镇或集市有价格低廉的服务，农民们都不再亲自动手做或请匠人，如一直习惯由理发师上门提供理发服务的农民们，也因村庄理发师减少，而不得不去城镇理发店理发。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后，农业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间结构调整，使农民消费空间出现“内萎缩”“外转移”的特征。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农民消费空间，越来越多消费转移到城镇空间。换言之，乡村消费空间急剧减少，无论出于节省费用，还是出于消费方便，农民们都不得不到城镇寻求更实惠的消费空间，甚至将城镇作为“自己”的主要消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