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来说, 当前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 其核心是利益矛盾, 涉及的是利益分配关系中有无和多少问题, 肇始于利益受损, 终结于利益获偿。 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 是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经济、 健全完善机制体制、 采取协商谈判的办法等逐步缓解和化解的。 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反映在 “四类特殊群体、 十三个方面” 。
较为活跃的主要是企业军转干部、 下岗转业志愿兵、 城镇退役士兵特别是对越自卫反击战退役人员及其政策边缘退役人员、 复员干部、 老退伍义务兵、伤残退役人员等群体。 最近几年, 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抚、 解困政策, 部分军队退役人员集访势头明显趋缓, 形势总体稳定。 但由于有些政策仍然滞后或者还没有出台, 地区间执行政策的标准和力度存在差异, 群体内部各群体之间、 与社会其他利益群体之间利益不平衡, 相互攀比, 诉求群体不断增多, 诉求内容不断扩大, 诉求预期不断攀高。
当前较为活跃的有被辞民办教师、 企业退休教师、 企业退休高工、 邮政内退职工, 以及银行、 地质勘查系统 “协解” 人员等群体。 他们串联上访、 联名申诉不断, 参与人员增多, 涉及地方扩大, 活动频率加快, 组织化倾向和跨地区、 跨群体联动趋势明显。 但因现行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矛盾隐患短期内难以消除。
3． 水库移民群体
水库移民涉及地域广、 人员多, 多年来因补偿安置、 政策落实等问题引发的矛盾较为严重, 移民与原住民之间因土地问题、 风俗习惯、 心理认同等矛盾冲突频繁。 特别是新的移民政策出台后, 由于新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条款又不够明确具体, 操作起来情况复杂、 困难重重, 部分移民采取串联上访、 阻挠施工等方式表达诉求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 随着国家 “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的实施, 西部地区一批大中型水电水利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移民数量和矛盾冲突将会进一步增多。
4． 涉农类群体
较为活跃的有原农村赤脚医生、 电影放映员、 土管所人员、 乡镇农村信用社代办员、 离任村干部、 法律工作者等群体。 近几年为要求解决生活待遇和办理养老、 医疗保险等问题, 部分活跃人员组织策划到省、 进京上访等活动。 由于大多属历史遗留问题, 地区差异大, 情况较复杂, 解决难度大。
（二）十三个方面
1． 土地权利矛盾
人多地少是农业大国的国情, 决定了土地既是农民根本经济利益所在和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 又是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的薄弱环节。 一方面,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交通事业发展、 一批国家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以及土地污染、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速等, 可耕地面积减量明显大于、 快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减量, 可耕地成了绝对的稀缺资源, 由人地矛盾引发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 土地权利处置不当产生的矛盾纠纷多发、 冲突对抗加剧。 有的地方非法出租、 占有、 转让农村集体土地, 有的拖欠、 截留、 滥用土地变现款, 有的延包政策落实不到位, 有的随意改变承包关系, 有的强迫流转土地, 肆意侵害农民利益, 严重损害党的威信和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2． 涉企矛盾
涉企矛盾形式多样, 但无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围绕劳资矛盾这一核心。 劳资矛盾不但普遍存在、 不断增多, 而且行为激烈、 冲突升级, 其是涉企矛盾的主要矛盾。 就公有制企业而言, 矛盾贯穿于改制重组、 利益调配等过程之中, 表现为公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及国家 (集体) 、 职工、 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碰撞, 矛盾诱因集中在企业产权改革程序违规、 内容违规, 安置方案不透明、 不公正,解除劳动关系职工获偿标准低、 社保关系不接续、 生活无保障, 在岗职工工资增长缓慢、 劳动强度增大等方面; 就非公有制企业而言, 矛盾重点是经营者和职工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 矛盾诱因是企业不执行劳动法规定, 随意、 恶意、 变相克扣或拖欠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 不签订、 不规范签订甚至伪造劳动合同, 劳动保障覆盖率低, 劳动时间长、 条件差、 安全系数低, 等等。
3． 城镇房屋拆迁问题
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带来大量房屋拆迁, 引发的矛盾问题随之攀升, 成为近几年来十分重大而棘手的问题。 有的地方政府以成立拆迁指挥部方式直接插手、 干预拆迁, 有的违规审批、 违法发放许可证, 有的滥用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措施, 有的拆迁政策不透明、 补偿标准低、 安置方案不合理, 有的拆迁动作野蛮、 黑恶势力介入欺压群众, 引发矛盾冲突不断。 聚众上访请愿、 集体封门堵路、 暴力对抗强拆等事件屡有发生。
4． 涉法涉诉问题
涉法涉诉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一个 “晴雨表” , 近年来, 各地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 清理执行积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总体形势有所好转, 但这方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因涉法涉诉问题引发的上访人数批次多、 无序访、 越级访、 集体访、 缠诉缠访比重大, 采取超常行为甚至恶劣手段表达诉求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事人大多以执法不公、 执法过错、 办案人员徇私枉法以及执行不力等为由, 要求改判案件、 国家赔偿或司法救助等。 此外,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寻机炒作司法个案, 也使得问题更加敏感复杂, 成为社会热点。
5． 环境污染问题
一些地方环境意识薄弱, 只考虑近期的、 局部的利益,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有的审批不严、 环评不真, 违法违规批准高耗能、 高污染的建设项目; 有的对应该关闭的污染企业下不了决心、 动不了手, 甚至视而不见、 放任自流; 有的地方环境执法受阻, 对工业园区和企业环境监管失控; 有的企业不履行治污责任, 违规排放废气废水。 大气污染、 水源污染、 固体废弃物污染、农业污染等形势严峻, 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少数地方甚至造成群众无法生存, 从而诱发大量矛盾冲突, 对抗程度也明显高于其他矛盾。
6． 食品安全问题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本。 食品生产者暴利驱动、 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力, 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问题。 从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看,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高发, 特别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中毒人数增多、 波及范围扩大, 群众恐慌心理加剧, 引发了大量矛盾冲突。 南京黑心月饼、 金华敌敌畏火腿、 阜阳劣质奶粉、 肯德基苏丹红、 上海瘦肉精、 石家庄三聚氰胺等重大事件最为典型, 有的矛盾至今尚未彻底解决, 集体维权活动还在继续。 2009 年 《食品安全法》 的出台, 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法律武器, 但面对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 农业、 卫生等五部门共同监管的办法, 却又可能衍生出越位、 缺位、 相互制约和重复执法等情况, 产生新的矛盾问题。
7． 矿难事故
近年来, 矿难事故始终在高位波动运行, 重大、 特大事故无持续性明显降低, 死亡人数惊人、 引发矛盾不断、 形成社会热点。 煤矿经营者不合理降低生产成本、 矿工违规操作、 政府监管不力等, 是事故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为 “出事” 矿主提供保护, 矿主支付一定费用逃脱严惩, 矿难家属认同“私了” 获得经济补偿, 三者的互动配合, 为下一次矿难埋下了隐患。
8． 医患纠纷
公共医疗卫生市场化运作倾向, 弱化了公益性保障功能, 医药不分、 以药养医、 医疗器械管理混乱等现象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 药品质量差疗效差、 医生收红包拿回扣等问题反映强烈, 手术不当、 漏诊误诊、 检查不全、 告知不当和违规操作等导致医疗事故的案例频频发生。 患者方对医院及调解机构的不信任和对经济赔偿的高额预期, 以及职业 “医闹”的插手策划, 使得医患纠纷引发的矛盾冲突持续走高, 行为趋于激烈。
9． 非法集资融资
近年来非法集资、 非法融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频发, 由于潜伏时间长、 受害群众多、 涉及地域广、 涉案金额大, 加之追赃难、 办案周期长, 参与者一旦得知利益受损, 往往情绪激烈、 行为冲动, 短时间内形成集群效应, 引发持续不断的群体性矛盾冲突, 并易引发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 绑架、 故意伤害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发生的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涉嫌集资诈骗案, 青岛金华海生物有限公司涉嫌传销犯罪案, 亳州兴邦公司、 大连金澳港务有限公司、 民航快递宁夏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 由于案情重大复杂、 牵涉面广、 赃款大多被挥霍, 引发的矛盾较多且激烈, 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
10． 教育领域矛盾问题
长期以来, 教育领域的矛盾问题主要集中在招生录取、 非法办学、 学籍文凭、 教学质量、 内部管理、 教职工工资待遇、 师生非正常死亡等方面。 近年来, 随着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改革的全面推开, 一些非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要求享受同等待遇的矛盾突出, 大规模、 持续性集访请愿行动在一些地方屡有发生, 并呈现出不断发酵蔓延之势, 不仅影响教育领域内部稳定, 还引发其他利益群体的攀比。
11． 就业矛盾
就业是民生之本。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近年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就业困难已成为当前突出的矛盾问题。 城镇失业人数高位运行, 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失业率更高; 隐性失业队伍庞大, 仅国企职工中就有 25% 的富余人员, 农业隐性失业者则过亿, 同时现代企业制度的加快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正加快隐性失业显性化进程; 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近年来逐年递增, 未就业毕业生成为继下岗失业职工之后最受关注的社会群体。 大量的失业人群、 较高的失业比率、 拉长的失业时间, 客观上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心理落差, 既制约经济发展又诱发社会矛盾。
12． 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是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汇集的焦点, 各级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 激化或化解, 固然有多种原因, 但往往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党委政府决策、 干部形象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紧密相关。 当前, 干群矛盾主要表现为: 少数干部对群众缺乏感情, 大搞形式主义, 盛行官僚主义, 甚至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 腐败堕落; 一些党政机关部门利益化趋向明显, 热衷于维护甚至追逐部门利益、 小团体利益, 弱化甚至基本丧失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履行职权为名, 行争利于民之实。 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 恶化了党群、 政群、 干群关系, 践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背景下, 任何一个偶然事件、 任何一个具体矛盾, 都可能导致群众和社会不良情绪的 “井喷” , 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为, 近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 云南孟连事件、 重庆万州事件都是如此。
13． 民族宗教领域矛盾
“民族、 宗教无小事”, 在现阶段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凸显、 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捣乱破坏的大环境下, 民族宗教领域矛盾显得尤为敏感和突出。 民族心理、宗教信仰、 地区发展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民族意识、 宗教信仰的认同与自我保护, 极易产生矛盾, 更易使个体纠纷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甚至重大社会冲突。 特别是一些国外宗教势力渗透、 地下宗教势力非法活动和少数不法分子民族宗教情绪煽动, 加剧了民族之间、 教派之间、 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 有的地方民族宗教势力还利用具体的利益矛盾, 煽动群众上访请愿, 激化矛盾, 扩大事态, 个别事件还被敌对势力插手操纵。 此外, 教产问题引发的矛盾也趋于激烈, 由于大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情况十分复杂, 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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