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具有不同概念。

　　第一，环境安全不受国家边界和地域的限制，某一国家很难单独治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关于酸雨问题的争论和解决过程一波三折，充分说明跨国污染和生态灾难不受边界的限制，而治理却需要更大的努力。全球气候变暖同样说明了类似的特征。良好的环境本身是一种公共物品。纯净的水、清洁的空气和渔业资源等也具有与公共物品类似的性质。“对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导致所有资源的毁灭。”（Garrett Hardin,“TheTragedy of theCommons, ”Science, NewSeries, Vol.162, No.3859, pp.1243-1248.）环境安全的维护需要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协作治理。

　　第二，环境安全需要通过人类生活共同体间的相互协助、提前监控预防，共同营造。这是因为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消耗性和不可逆性。维护环境安全的最有效方法是把不安定的生态因素控制在始发阶段。沙漠化、污染、海平面上升等都是一个悄无声息的长期过程，处理周期较为漫长。例如，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影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才显现的环境问题，而当下国际社会采取的缓解温室气体的措施及其政策效应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挥作用。

　　第三，环境安全的主体从国家层面扩展到了个人。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公用地悲剧》中系统阐述了“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的思想，同时他也认为纯净的水、清洁的空气以及鱼类丰富的池塘等环境资源也与公共物品类似，如果各国过度开发和使用也会出现农村草地一样的悲剧———枯竭、恶化。生态环境的退化侵蚀国家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削弱国家的国防实力，威胁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大气污染、水源污染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安全。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定义的“风险社会”，现代个人在社会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传统的以及非传统的环境问题，如噪音污染、尾气污染以及核能源污染、转基因食物等给国民的健康带来新的个体安全的威胁。

　　第四，环境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非传统的手段，传统的军事手段只能解除部分的环境安全威胁。人口增长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予以消灭；水资源的枯竭也不可能单纯通过占领水区予以永久的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解决机制更不可能使用威慑、军事遏制甚至武装占领等手段。面对环境问题，超级大国美国对其军事力量的使用也仅在援助地震、海啸等生态灾难等有限领域。因此，解决全球性的环境安全需要新的突破传统的手段和方式来解决。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建议不能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环境安全，只能采取合作、协商和多边治理的政治经济形式。

——《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P109-1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