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安全环境的最大变化是自然的和人为的“资源性困境”加剧进而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大，全球气候变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难民、普遍性能源和水资源危机等，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日趋严重。除了饥荒、瘟疫和战争之外，饮食过量、网络黑客与随机性的暴恐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威胁与“人类新议题”。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期，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性焦虑带来的本体性不安全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特别是2016年，世界各地“黑天鹅”事件迭出，“逆全球化”现象普遍，许多学者认为这些“黑天鹅”事件和“逆全球化”现象均源自世界性“民粹主义”的“复兴”，而“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的来源是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并非来自战争和暴恐行为的威胁，而是来自相对收入下降、社会福利无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失业或不得不频繁换工作、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一种非战争性质的且给人类社会带来普遍威胁的“场域安全”，它比军事安全更具有全时空、多变量的“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动态性”特点，由于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成与危害具有与传统安全不同的“不对称性”“不单一性”“不确定性”“不易控性”，因而建构非传统安全分析的理论视角，关切与评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影响，是每个国家确定其国家安全方略所必需的。

　　按照“场域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威胁可以分为四大类型：第一，源起于国内继而“溢出”国界而影响他国和本国的“内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跨国间的贸易危机，继而造成对国内的经济不安全。第二，源起于全球或国外继而经过扩散影响本国的“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甚至引发次生危机。第三，源起于国内和国外继而影响利益相关国的“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如跨界水资源危机，会影响利益相关国的生存状况。第四，源起于多国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国家运用军事武力反恐，出动海军反海盗等。本报告将重点考察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特征是：“安全问题的发生源在国外，因此对问题原发端的可检测性、可控性都比较低；原发端对受动端的影响通过全球化的实际过程和客观影响而实现；受动端采取的应对举措一般难以从根本上清除问题本身；问题的有效应对需要多国、多类行为体开展跨国联动；应对不当会产生涟漪危机，甚至需要军事介入而转为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受动端的负面影响反过来会加剧安全问题本身的整体性危害。”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全球性为主要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包括气候变暖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太空非传统安全威胁、水资源安全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粮食安全威胁、人口安全威胁；另一类是以区域性为主要特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包括移民难民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外来有害生物威胁、“海外安全”威胁、网络空间安全、极地安全威胁等。

全文参见《中国国际安全研究报告（2017）》，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