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中，社会预防是指通过制定和执行适当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组织管理社会，完善制度法律，进而有效防控与降低各类基层社会风险的方式与途径。一般认为，基层社会风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基层社会四个基本方面的综合性指数。包括社会治安、生活安全、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等各个方面。在当前基层社会风险日益增大的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都高度重视，也深知不断增强与完善基层社会风险预防与控制工作对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基层社会风险等级测评系统，我们既无法准确评估当前基层社会风险等级的真实状况，又无法有效考核基层社会风险等级建设的实际成效，这种“重视”只能是“看上去很美”。因此，与“高度重视”基层社会风险等级建设并行的，还必须有科学的基层社会风险等级测评系统之构建。

　　基层社会风险等级之所以难以简单量化和测评，是由于影响基层社会风险等级的诸项测评指标并非既定行为构成的客观事实，而是公众心中关于基层社会的主观体认。既然基层社会风险等级作为一种公众对政府社会综治工作“信任不信任”的主观体验与价值认同，那么，仅以基层社会客观参数为基准的考核量化指标显然无法准确反映出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社会治安与综合治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的评价”。

　　在当前的网络自媒体时代，社会舆论监督的广度与力度空前加大，政府机关时刻处在网络民意的实时关注之下，也正因如此，基层社会风险等级建设得到了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要使这种“高度重视”真正落到实处，推动解决影响基层社会风险等级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抓手和一个有力的杠杆。

　　以2015年元旦发生在上海的“外滩跨年”事件为例。本来，上海作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都市，其硬件设施和安保力度足以保障大型活动的安全。然而，发生此次严重的踩踏事件不得不引发深思。从现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看，缺乏安全风险等级评估的合理运用，也是事故本可避免却最终发生的原因之一。《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条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风险评估的结果客观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事件的危害程度。这次外滩踩踏事件的风险评估，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风险识别不到位。其次，风险评估过程中，信息获取不对称。最后，风险评估和沟通过程中，未能客观评价媒体的力量，未能采取有效的风险预防措施。

　　全文参见《大城市治理的主要风险及其法律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