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安全，受到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对华关系等诸多影响，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提升投资安全水平。

　　（一）提高顶层设计，战略性挖掘重要的支点，加强机制保障

　　政府要综合协调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对具有较高战略价值的区域、通道、城市、港口等进行挖掘，进行海外支点布局。建议从外贸总额占比、外资来源、援助和贷款来源等方面评估对华依赖程度。结合区位分析，遴选与中国不存在结构性对抗且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挖掘战略地位突出、贸易不可替代的重要支点。统筹各个部门，在合作机制、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保障。充分借助智库力量，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凝聚“走出去”的中国合力，减轻国际市场开拓的阻力和不确定性。

　　（二）建立多领域的合作和对话机制，注重对国际舆论的跟踪与公关

　　政治安全是“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为了充分提升政治安全，建议在政府层面率先寻求高层接触和部门协商，以达成政府层面的协议。建立多领域的合作和对话机制，加强与项目所在地政府官员、社区民众、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等多个行为体的沟通，找出主要问题，沟通协商解决，缓和高社会风险。

　　舆论既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媒体进行引导，并利用公共关系的思维和策略去引导国际舆论，注重国际口碑。密切关注对象国政治局势和民意变化，对于民众普遍关心的土地赔偿、就业、环境破坏、贪腐问题等，提前做好环境和社会评估，并提出应急预案。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法律等妥善处理。自上而下地“充分沟通”，真正做到“民心相通”。

　　（三）强化经济主导先行，弱化政治、军事导向

　　虽然在顶层设计时要综合考虑政治、军事战略布局，但在实际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当尽量弱化政治、军事导向，以此能够减少甚至免除诸多对象国、利益国的行政干预压力，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商业利益。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顶层设计，而非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应当尊重开放的市场经济规律，给予参与建设的企业更多运营自主权，减少海外行政壁垒。

　　市场主体在开发建设前，应当充分评估拟投资项目的营商环境、市场潜力、竞争形势、国别价值及主体自身能力，以降低经济、金融风险。此外，还应与当地海关、财政部门、银行系统、产业园区等建立紧密的联系，开展从选址、勘探规划、资金筹集到对外谈判、开工建设、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活动。

　　（四）充分发掘共赢驱动力，积极参与不稳定因素的治理

　　基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理念和市场经济规律，“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在于双方的“共建、共享、共赢”，由此保障各方参建项目的积极性。建设进程中，充分发掘各环节的共赢驱动力，寻找一种切实有效的合作共赢建设模式，与对象国协同共享发展成果。政府间、政府企业间需要构建有效的命运共同体，建立合资公司，签订具有较强保障性的委托开发协议，争取对象国政府和企业参与项目的规划以及人力和政策的配合，通过对象国在资产管理中的参股等，激发双方合作潜力，以市场规则实现建设的可持续。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开发建设任务，投入巨大，须保持主导运营权，为实现自身盈利提供保障和可能。

　　（五）统筹提升产业协同联动，重大项目作为支点带动“雁行出海”

　　产业协同联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议在政府统筹下，根据已有的重大项目基础和市场状况进行顶层规划，以全产业链为轴线，引导关联的异质性产业集聚，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支撑，尤其是网络化异质公共产品的供给，便利资金融通、政策咨询、效率管理等，逐步构建全链条商贸体系，减少市场自发性对企业和产业发展造成的不确定与效率损失。注重要素和规模流转，由外生动力转为内生动力，降低对外依赖，提升生存能力。

　　建议鼓励市场主体以重大项目为支点，以“雁行”模式组团出海。以重大项目建设核心环节的企业为“领头雁”，进行支点建设和国际市场开拓，其他“子雁”乘风而行并对“领头雁”企业形成支撑。“雁行出海”具有资产雄厚、技术先进、经验丰富等优势，对于跨国经营的多重风险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率。

　　此外，政府还应建立健全竞争机制和良性互动的政策导向，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围绕相关产业链（如基建产业链、投资产业链、园区产业链）核心环节率先组建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形成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的协同形态，避免业务关联主题出现恶性、无序竞争的现象。

　　全文参见《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安全研究报告（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