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2017～2020）中国大陆地区数据，本文评估了中国居民的安全感，探讨了脆弱性、犯罪与司法感知对安全感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脆弱性模型得到部分支持，与研究假设H1一致，女性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且这种关系不受其他人口学特征或被害经历等变量的影响。年龄小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虽然该发现与基于西方国家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同，但与以往一些基于中国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如Liu等和Liu。所属社会阶层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保护自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的社会资源而面临较高的被害风险，还有可能是因为社会阶层低的个体更可能生活在社会解组程度较高的社区，导致其遭受各类犯罪侵害的风险增加。

　　其次，与假设H2一致，研究揭示直接被害经历对安全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遭受过犯罪侵害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意味着人们往往将自己对犯罪的情绪和担忧建立在以前的经历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间接被害经历对安全感不具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当前犯罪现象的急剧转型有关，盗窃、抢劫等传统犯罪大幅减少，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兴犯罪大幅增多，这类犯罪虽然会给被害人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但它对听闻者、旁观者在感官和心理上产生的刺激程度有限，很难达到让其产生同被害人相近的消极体验感。

　　最后，与假设H3一致，研究揭示对警察信任度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可能是因为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刑事司法力量，如果个体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不信任，会认为他们不能有效应对犯罪，无法保护其生命和财产安全，认为自己被害的风险较高，所以更容易产生不安全感。

　　总体来看，尽管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上述两个在西方国家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安全感的理论模型经证实可以适用于中国，能够有效预测中国居民的安全感。上述研究结论无疑为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和相关行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居民安全感带来有益的政策建议：一是公安机关应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积极开展被害预防，如针对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的安全防范意识，采取多元化的预防措施，降低自身的被害诱发性和易感性;二是加大关于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维护交通秩序等新闻的播报与推送，让社会公众看到此类报道后对警察的付出及对社会的贡献作出肯定性评价，转变其对警察形成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提升社会公众对警察的信任水平。

　　诚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深化之处。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无法确保脆弱性、犯罪与司法同安全感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因果联系。以往有研究发现个体对警察的信任与安全感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警察的不信任会增加个体的不安全感，但较高的不安全感也会导致个体对警察的信任度降低。未来可以采取纵向调查数据探讨上述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

　　全文参见《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