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也有了明显提升。从产业层面看，出现了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这样较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从企业层面看，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领先地位的企业。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特征还十分明显。行业发展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除少数行业外，大部分行业国际竞争力较差，企业在盈利能力、运营能力等方面还与国际领先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从国际形势及我国自身条件来看，一方面我国装备制造业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消耗成本等比较优势正在消失，且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纷纷积极抢占制造业发展的先机。生产条件的变化要求我国装备制造业必须审时度势，转变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式。我国装备制造业要想在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提升自己的附加值。这既是产业发展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安全、关系国计民生的必然之举。
一 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仍然较低
产品质量基础薄弱、竞争力不强。我国装备制造产品缺少世界知名品牌，品牌建设和品牌维护缺失；产品质量堪忧，每年由于质量问题和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生，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大量损失，部分关键行业和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依靠设备进口、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极容易受到国家间政治关系、国际贸易环境等影响，特别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基础性装备制造，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避免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
先进业态尚处初级阶段。从全球来看，装备制造业发展已经呈现出智能化、个性化、服务化、绿色化等特征，我国企业大多还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一些企业甚至并没有意识到向新业态转化的紧迫性。很多企业还停留在传统业态中，重生产、轻服务，重视经营、轻视个性化定制。
二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不可持续
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所依赖的低劳动成本、低资源使用成本已经不可持续。人口老龄化迅速且严峻，2017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9008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国家统计局，2018）。与越南、印度等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具有优势。据调查，近10年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2.7倍（张雷，2016）。同时，高速发展之后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靠牺牲资源环境获得生产优势的路径已难以持续。
从发展环境看，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繁荣颠覆了企业家精神，实体企业发展面临着资金脱实向虚的巨大压力。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严重，制造业利润低，平均回报率不断下降，对资金没有吸引力，是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认为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不足2%（张宏，2016）。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直言制造业的利润已经比刀片还薄了（王力为、康淑，2016）。资本逐利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的问题在于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已经畸形，财富的积累迅速且轻松，对各种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相较之下，踏踏实实做实业显得“出力不讨好”，企业家普遍心态浮躁。与低回报率相对应的是制造业企业高企的成本，民营企业融资成本[1]、物流成本、人工社保成本都比较高；再加上高额的税负，实体企业生存压力大。
企业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在经过2008年的一轮加杠杆之后，企业的债务杠杆高企。据测算，我国企业整体杠杆率已高达250%，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0%（王晓霞，2017）。装备制造企业的财务成本高企，很多企业面临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利息支付甚至超过了企业所获得的现金流，持续经营的压力很大。企业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一些企业存在较大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三 国际装备制造业准入门槛不断提高
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国际市场的运营能力不足，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网络程度较低。企业国际话语权薄弱，由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不足0.5%，而标龄要比美、德、英、日等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高出1倍以上（徐东华，2016）。在对外投资建设过程中，产业链条覆盖程度不够，无法获取高端价值，无法形成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管理技能和人力资源的协同效应。当前，全球制造业对于绿色化、柔性生产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想获得市场竞争力就必须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中的隐性壁垒增多，我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面临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由此可见，通过创新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是形成我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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