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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谢伏瞻: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刻不容缓
来源: 社科文献  作者:文献君 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2020-05-19

  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0)》《中国对外关系(1978—2018)》发布会暨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线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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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伏瞻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走势是分析和研判国际形势最大不确定性因素,疫情已给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等带来深刻影响,国际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在疫情推动下,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资本市场大幅动荡,原油价格急剧下挫,世界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关系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为推卸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和维护个别或少数人的政治利益,一些国家的政客将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化、将抗击疫情政治化,发表的一些言论违背人类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和基本科学常识,制造谎言、恐慌、歧视和偏见,给国际关系的稳定发展蒙上新的阴影;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体系深度变革。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国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谢伏瞻认为,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刻不容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快速蔓延,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对全球人员往来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而不应成为树立敌人、制造各种敌对关系的工具。当前,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各国境外输入风险仍在上升,疫情走势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著上升。在疫情防控处于常态化新阶段,各国战胜疫情离不开真诚、持续、有效的抗疫合作;只有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才能将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谢伏瞻强调,要排除干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近七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扎实推进,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不少干扰。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仍然展现出很强的韧劲,中方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逆势增长。疫情也给“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带来机遇:一方面,疫情为高质量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契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依托的重点领域之一。同沿线国家紧密的抗疫合作,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公共卫生治理及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从而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走深走实。另一方面,疫情为高质量推进“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新的空间。此次疫情对传统产业带来较大冲击,但推动了在线科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运用,为创新型新兴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拓展创造了机遇。

精彩导读

  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主要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轨道,短期内难有起色,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疲弱状态。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态势仍将持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会因贸易协定的签订而缓和,美俄关系将继续保持下行趋势。《中导条约》失效对美俄关系乃至世界安全的负面影响是持久和根本性的,美俄战略不信任状态将愈发难以逆转。美俄关系的恶化,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全球政治格局的割裂和重组。中俄战略合作将更加稳固。国际合作方面,全球治理难以取得进展,但区域合作可能有新的突破,RCEP在2020年签署的可能性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将继续成为国际合作的亮点。总体来看,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将表现出八大趋势。

  01丨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零利率政策,有些国家甚至采取负利率政策。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余年,然而大部分发达国家仍走不出超低利率政策。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是提升就业和经济活力,其实施也一直伴随着争议。普遍的担心是低利率政策对于提升经济活力的效力有限,以及低利率会诱发新的金融危机。

  货币当局采取低利率政策,直观的原因是经济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失业率高企、经济面临需求不足。降低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几个渠道刺激总需求,避免经济过度萧条:降低融资成本,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以及居民的住房和消费信贷需求;提升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货币贬值,刺激外部需求上升。

  但是,低利率不足以应对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的背后有众多结构性的深层次原因,绝非降低利率能全部化解。在对未来预期不看好的环境下,无论融资成本如何下降,企业始终缺乏新增投资动力。美国在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市场融资利率非常低,市场流动性充裕,企业盈利有改善,但是企业并不把资金用于新增投资而是大量回购公司股票。可见仅凭降低利率不足以克服需求不足问题。

  尽管低利率不足以化解需求不足问题,但低利率对于改善需求还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帮助。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的货币宽松政策最为彻底,创新使用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保持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和刺激总需求。

  02丨全球治理中利益博弈日趋激烈

  二战后形成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当今时代的变化。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上的能力减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7、G20等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也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在防止传染病传播和阻止个别国家利用卫生事件进行人员和贸易限制的能力方面有待提高。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迫在眉睫,但是难以取得有效进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力量格局更加均衡,更加难以达成一致认同或者多数认同的治理方案。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更加关注美国自身的治理和美国利益,而不是全球治理和全球共同利益。美国不仅退出多个已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而且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而引起更加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措施大量增加,贸易冲突异常激烈,改革国际贸易体系最为迫切。各主要经济体均表达了改革世贸组织的强烈愿望,但是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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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丨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推进

  当前有两大力量在推动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发展。一是多边贸易体系改革难以取得进展,各国对国际合作和全球化的需求只能通过区域或者双边合作来满足;二是美国挑起各种贸易争端。通过原产地规则和劳工标准等提高贸易壁垒的做法,促使其他国家互相之间通过区域或双边合作,实现更加自由化和更加便利化的国际合作,以对冲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多边体系发展受阻、区域化提速,可能导致世界上出现由几个全球关键大国分别主导的平行体系。

  在2020年的国际合作中,“一带一路”和RCEP将是两大亮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中欧投资条约谈判也将取得进展。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因英国“脱欧”暂时受到挫折,但是在英国已确定“脱欧”的情况下,英国和欧盟均可能更快地分别与其他经济体之间达成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议。

  RCEP的签署是区域合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大事件。2019年,RCEP的15个成员国已完成谈判,预计2020年RCEP成员国签署该协定的可能性较大。RCEP的整体规则水平低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欧日自贸协定、美墨加自贸协定等高标准自贸协定,但个别章节的水平已接近这些高标准自贸协定。RCEP成员国致力于达成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RCEP能够签署和实施,将极大地增进其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经贸发展。RCEP成员国包括36亿人口,约占世界的47%;GDP总量2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3;贸易额占世界的27%。即便不包括印度,其规模依然足够大。

  RCEP相比其他巨型自贸协定,其特点是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最不发达国家均包括在内。成员国在货物贸易、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优势互补较为明显。RCEP成员国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已经有形成多年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基础。在RCEP将各成员国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各类自贸协定规则统一升级成为更高标准规则之后,RCEP成员国之间将形成更为完善的价值链体系。由于RCEP人口多、规模大,RCEP成员国之间更紧密的经贸联系也将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经贸发展。

  另外,中、日、韩三方已经决定在RCEP的基础上谈判,打造“RCEP+”的自贸协定,将中日韩自贸协定打造成为RCEP的升级版。RCEP完成谈判将有利于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加速推进。

  04丨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加剧

  中美关系发展现状进一步证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质变,从以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非敌非友”状态演变为如今的“以竞争为主并向全面战略竞争方向发展”的竞争对手关系。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根源于中美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这种体系结构层面的变化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从国家决策层面看,中美关系的现状直接源于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而中国自身的对外政策有高度的延续性,没有突变。当前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分歧正日趋缩小,对华强硬、遏阻中国崛起已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基本共识。2020年即将迎来新一届美国大选,但无论哪个政党上台,美国战略重心加速向东亚转移,在经济、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美俄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双方为改善双边关系进行了多番努力,但在乌克兰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战争、巴以冲突、中导问题、与中东国家进行军售合作等问题上,美俄两国存在深刻矛盾。随着《中导条约》的失效及其连带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的显现,大国战略格局正在加剧重组。美国的退约举动同时加剧了中俄两国的不安全感,这进一步强化了中俄两国战略安全合作的基础。2019年6月5日,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出席中俄建交70周年纪念大会时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和中国更紧密战略合作的相关反应又会反过来强化美国和西方对中俄的威胁感知。2019年12月5日,29个北约成员国签署联合声明,正式将中国崛起列为挑战。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将延续甚至加剧。

  05丨各国在网络空间的角力更加凸显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互联网在成为信息时代人类文明重要成果和创新高地的同时,也将成为安全风险汇聚之所和国家冲突新的策源地。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金融、能源、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在内的万物互联社会对网络攻击的风险暴露及脆弱性日益上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0》指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10亿个物联网设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量还要翻倍,而2019年上半年针对物联网设备的网络攻击增加了300%以上。到2021年,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预计将达到6万亿美元,规模相当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网络不仅自身存在安全风险,还为各种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彼此交织、相互传导提供了条件和媒介,可能导致安全事件催化放大,给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带来全新挑战。

  另一方面,围绕网络空间的国家博弈已经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并愈演愈烈。除表现为信息技术滥用、网络监听、网络攻击居高不下之外,还主要表现为网络空间治理规则角逐如火如荼,网络空间军备竞赛暗流涌动。就网络空间治理及规则博弈而言,中俄强调的“网络主权”与欧美推崇的“全球公域”等治理理念之间的对峙与交锋将更加激烈,制度性话语权之争引发大国摩擦和冲突的风险上升。就网络军备竞赛而言,作为威慑力量的网络战能力的建设方兴未艾,并日益成为大国军力较量的重要内容。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美国战略司令部下属网络司令部升级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为标志,互联网军事化加速的前景隐现。随着网络武器能力的增强和扩散,大多数国家以往的克制趋于瓦解。网络空间中的竞争压倒合作的风险凸显。

  06丨科技竞争更加激烈

  国家间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科技领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和必争之地。各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将更加重视原创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加强科学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力图把握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

  主要发达国家可能越来越频繁地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动用国家力量打击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领军科技发展企业,通过限制数据流动、管制数据交易、禁售核心软硬件、中断科技交流、阻止投资并购等方式对后者实施封锁和打压。围绕高科技的封锁与反封锁、脱钩与反脱钩将逐渐展开,并成为大国科技竞争“新常态”。

  07丨核扩散风险上升

  2019年以来,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均出现重大反复,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面临巨大挑战。2020年1月20日,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将伊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是阻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伊朗一旦退出该条约,将很有可能迅速开展核武器研制或将核技术军事化。朝鲜目前已事实上拥有核武器技术,当前美朝无核化谈判进程陷入僵局,朝鲜长期拥有核武器可能性升高。

  美国“极限施压”策略以及日趋复杂尖锐的地区安全形势是增加核扩散风险的主要原因。2020年1月3日,美国发动空袭击杀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导致美伊局势陷入紧张。1月5日,伊朗宣布将不再遵守伊核协议的任何限制。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若伊朗攻击任何美国的人员或目标,美国“可能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迅速反击。美国的威胁和军事打击直接导致伊核进程的严重倒退。

  沙特计划在未来20年兴建16座核电厂,而土耳其与俄罗斯合作建设的土首座核电站也已破土动工。尽管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宣称是民用核开发,但随着中东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将日趋强烈。受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战略影响,韩国、日本等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信任程度和美国对这些盟国的战略动员能力均在下降,朝鲜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刺激这些拥有核技术的国家,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核扩散,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制。

  08丨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呈现国际化趋势

  “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组织虽然被击溃,但其纠集的从世界各地到中东参加“圣战”的大量在逃残余人员纷纷回流,新一波极端主义狂潮从中东向全球外溢和扩散。在中亚、非洲和东南亚,“伊扎布特”、“东突伊斯兰运动”、“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祈祷团”和“阿布萨耶夫”等恐怖组织由于中东回流人员的加入更趋活跃。“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依托全球各地的分支和当地极端势力,通过“暗网”等渠道宣传极端思想、策划动员袭击,可能成为未来恐怖势力活动的新动向。

  在西方,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狂热信奉者近年制造恐怖袭击等事端愈加频繁,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越来越大,右翼极端主义风险持续增长。一些右翼社区以“言论自由”为幌子,鼓吹反对移民对白人的“大替代”和对“白人文化”的颠覆,通过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招募策划实施袭击行动的同伙。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枪击事件、美国埃尔帕索枪击事件等,背后都有上述右翼极端思潮的影响。肇事者在袭击发生之前发布的消息或宣言中,都提到了此前发生的袭击及进一步开展极右行动的意愿。

  社交媒体使激进个体更容易受到极端分子言行举止的启发引导,令全球暴力循环更易展开。由于互联网空间监管是世界性难题,受极端思潮通过互联网加速国际化的影响,2020年极端行动可能增多。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0)》总报告《全球形势分析与展望》,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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